高阳说红楼(27)_高阳

二七

　　▼再谈程排本《红楼梦》的发行经过

　　赵冈

　　拜读高阳先生大作《红楼倾谈》，获益良多，高阳先生考据方面往往有令人惊喜的卓见。新闻界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除了“勤”以外，还要有“新闻眼”，能够发掘新闻，搞考据的人最难得的也是这种特质，能够看出被掩盖着的问题，能够发现线索。

　　这种特质无以名之，姑称之曰“考据眼”。福尔摩斯比苏格兰警场的探长们高出一筹，就因为他具有这种禀赋。高阳先生有过人的考据眼，但是不肯多写这类的东西，认为是会荒废本业，这是很可惜的事，只要对学术有贡献，何必分本业副业。

　　譬如说，高阳先生从“苏大司寇”这一称谓而判断出《樗散轩丛谈》中那条笔记的书写年代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九年十一月，这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发现，其推论合理可信。我一直认为陈镛的这条笔记值得特别注意。高阳先生推断出其写作时间，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苏凌阿的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是乾隆五十四年春的事，程甲本刊印即是乾隆五十六年冬的事，五十七年春以后不久陈镛就写下了这条笔记。这是当时人的记载，与后人传闻之谈不同，可信性高得多。

　　不过有关程刻本发行经过的问题，并未因此而全部解决。这其中牵扯上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这要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的一篇文章谈起。伊藤先生是以研究《红楼梦》为专业的，功力深厚，思考缜密，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不久前在《鸟居久靖先生花甲纪念论集》中发表一篇论文，题名是《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文中讨论之点很多，我只能在此文中提出两点略加讨论。

　　第一点，伊藤氏根据出版史料证明木活字版印书，能印的份数极有限。通常像武英殿聚珍版的书，每种只印三百部，有些木活字版只印二百部或一百部。而且据长沢教授研究，木活字版印刷到一百部左右时，往往就发生字面高低不齐，不得不换字。

　　如果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倒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譬如，它可以帮助解释程伟元及高鹗在短期内再三修订《红楼梦》的动机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弄不清为什么程高在刊印了程甲本后不到七十天就又刊印程乙本，这岂不是用程乙本去抢自己程甲本的市场么？如果发现在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这一点就顺理成章了。活字版每次只能印三百部，而生意又这么好，当然供不应求，既然非重排第二版不可，正好可以趁机对文字方面再多加修饰一下。

　　不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木活字版可印刷的份数是否真是如此少？中国出版商使用木活字版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此种印刷方法始终未曾普遍流行，想来它有很大的缺陷，则一定是事实。但是，可印份数会否真少到三百份？从程高的排印本看来，似乎并非如此，王佩璋曾经比较过程甲本及我所谓的程丙本，发现两本每页之行款、字数、版口等全同，每页中文字尽管有变动，可是到了页终则又总是取齐成一个字。在一千五百七十一页中，每页起讫之字不同者不过六十九页。她甚至于发现程丙本的活字就是程甲本的活字。我们目前无法比较程甲本及程乙本，不过我相信这两本一千五百七十一页的版口应该完全相同。这种现象显示，活字版可以长用，可以一用再用。编辑为了节省重排的工作量，尽量取齐版口以利用原版，而只个别植换木活字，否则，如果原版已不堪用，非重排不可，高鹗、程伟元蛮可以放手去校订，便不必采用这种缚手缚足的编辑方针。因此，我对这一点还有相当的怀疑，希望能看到一些研究古代印刷术学者的意见。

　　第二点是伊藤漱平提到，在程甲本出版后不久就有《红楼梦》流传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到达日本的时间和它们的装订方式。在日本长崎有一家姓村上的家族，其上世在清朝是从事中日贸易的。此家保留了很多旧的文件，其中有一套“差出账”，记载每次中国船到埠，他们购入中国货品的清单。货品中往往有书籍名目，村上“差出账”记道，在宽政癸丑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中国船主王开泰，从浙江乍浦出航，于十二月九日在长崎入港，运来书籍六十七种。第六十一项书名是：

　　“《红楼梦》，九部十八套”。

　　这种两套合装一部的装订方式很奇怪。程刻本前后几版的装订方式都是一样的，每部共二十册，合装成四套。与上述情形不符。如果改装每十册一套，每部二套，则嫌太厚，而且为什么要改装，都是疑问。看来，这运销日本的九部《红楼梦》大概是另一种字体大小不同、版面大小不同、装订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版本。

　　果然如此，则时间上又有了问题。程甲本的高鹗序言是出于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后五日，该书真正印就而卖到市场上，最早也该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而宽政癸丑五年则是乾隆五十八年，王开泰在乍浦出帆的时日，上距程甲本出书的时间最长也不过一年零十个月。什么人拿到程甲本立即翻刻，而且远销到浙江，进而外销日本？这一年零十个月的时候够不够完成这些程序？

　　伊藤漱平企图把这些运销日本的《红楼梦》，周春书中提到在苏州开雕印刷的《红楼梦》，以及东观阁翻印本《红楼梦》两件事贯穿起来。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书中首篇说：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从周春的笔记中我们可以判定几件事，壬子冬，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冬天苏州书坊中还买不到《红楼梦》，否则周春自己早就买了，根据周春所说的“开雕”及“新刻本”字样，伊藤认为这个苏州版不是活字排印本，而是真正的雕版刻印本，是与程本完全不同的印本。以周春对书籍的经验阅历，对各种版当能区分。如果他是一个用字谨严的人，则上述推论不无道理。

　　不过，时间上还有点问题。乾隆五十七年冬开雕，五十八年冬便已远销日本，雕版印刷能够来得这么快？如果半年之内就能雕成一千五百多页书，程高为什么不雕版而要排印活字版？

　　而且在五十八年冬书已远销日本，周春反而晚至次年夏天才在当地书坊买到书，也不好解释。

　　伊藤先生很重视东观阁书店历次翻刻的《红楼梦》，这确是一个好线索。不过，要把东观阁的版本与周春所看的苏州版拉上关系，则还有相当困难。根据《红楼梦书录》，东观阁第一版《红楼梦》完全是用程本的书名，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有题记。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此后又有“本衙藏版本”，把题记中“东观主人识”五个字去掉，书名依旧。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又有东观阁重刊本，书名改为《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扉页题写“嘉庆戊寅重镌，东观阁梓行”。

　　《红楼梦书录》中所提到的东观阁诸版，我都没见过。但是日本却有几部。伊藤还提到有一种东观阁版，书名为《红楼梦全传》者，在《书录》中尚未列入。东观阁在嘉庆二十三年已重刊，则其初刊本一定很早。而且它是刻印本，而非活字排本。不过，其初刊本能否早到可以在乾隆五十八年就输出日本，则还是一个问题。雕版要费时，否则程高自己早就做了。其次东观阁多多少少还做了些加工工作，“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再者，东观阁是否真出过袖珍版，每部两套，也都难以确定。

　　我很久以前就曾记下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东观阁版《红楼梦》，久想去翻检。今冬趁寒假远东旅行之便，特别到东京绕了一下，发现内阁文库已迁至皇宫外，改组成公文书馆。不巧，我去时该馆刚开始年假第一天，全日关闭，结果失之交臂。

　　即令有证据证明东观阁的初刊本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已发行，而且是以每部两套的方式装订的，我们还是无法把它与周春买得的苏州版《红楼梦》拉上关系。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东观阁诸版都是翻刻程甲本，但是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所提到书中的某些字句，则可以判断他买到的书是程乙本或程丙本，绝非程甲本，东观阁既雕印程甲本，马上接着又翻刻程乙本，工程未免过于浩大，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东观阁诸版与苏州版还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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