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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饘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讥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畜戏班的衣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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