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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只要府院态度一致,国会议员的反调便唱不起来。督军团中的李纯,头脑比较清楚,认为既然如此,即无需采取激烈的手段。这层透露给傅良佐,再转告靳云鹏,因而有暂缓组织公民团之说。

  “怎么样?”靳云鹏问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后办事就难了。”

  “本就不是容易的事。”傅良佐很不高兴地说,“督军团一人一个主意,一天一个花样,你倒去侍候侍候这班大爷看。”

  靳云鹏受了一顿排宣,不敢发作,坐在一旁生闷气。这一来傅良佐倒有些歉然了。

  “看今晚上的局面。”他和缓地说,“今晚上大宴国会议员,如果杯酒言欢,意见融洽,自然不必再麻烦你。”

  “喔,我倒还不知道这件事。”靳云鹏说,“是谁请国会议员?”

  “督军团。不过,主人不是全体出席。”

  “是派代表?”

  “对了!推举四位代表——”

  四代表是吉林孟恩远、山东张怀芝、安徽倪嗣冲、福建李厚基。

  到得第二天,靳云鹏接到通知,公民团仍须组织,因为前一天的大宴,“空气”不佳。倪嗣冲代表督军团发言,暗示国会如果不通过参战,即有被解散的可能。由于大宴所在地的湖广会馆,四督军代表各携有人高马大、器械精良的卫队,所以被邀宴的议员,噤若寒蝉。但一离开湖广会馆,敢怒而不敢言的委屈就不存在了。

  参众两院议员八百有余,举其成数,号称“八百罗汉”,派系林立,各显神通。照日本人的调查,大别为“民党”、“吏党”两大派。“民党”中最大的派系是“宪政商榷会”,由“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政学会”四个团体所组成,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但反段态度最激烈的是,由进步党改投国民党的“韬园”系,其中主脑,正就是府院冲突中的当事人:孙洪伊、丁世峄。

  “吏党”的第一大派是“宪法研究会”,亦即梁启超、汤化龙所领导的进步党的化身。“民党”拥黎,总计人数约为“罗汉”之半;“吏党”拥段,总数只得“民党”的百分之六十。但游离两党以外的“徐世昌派”约八十五人,及真正无所属但可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中立派”,段祺瑞是可以争取的。果真照政党政治的正规运用,段祺瑞并非居于劣势,只为督军团的鲁莽割裂,启军人干政之渐。所以“吏党”亦大起反感,形势对段祺瑞非常不利。

  因此,等于“勒兵观变”的督军团,将“解散国会”这个口号,通过帝制派的报纸,如袁乃宽做老板的《亚细亚日报》等,越喊越响亮。

  相对地,“反对参战”的呼声亦不弱。这使得一直在鼓吹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大为困扰。为此,特地约他的好朋友丁世峄来吃饭。有个疑团,希望打破。

  “佛言兄,据我私下接触,对于中国对德宣战的利益,颇有了解,亦很赞成。何以一到公开的场合,都改变了态度?”

  “任公,”丁世峄答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段芝泉。”

  “人是人,政是政,不可混为一谈。”

  “不然。人亡政息,两者是分不开的。”

  “好吧!就算分不开。”梁启超无可奈何地说,“段芝泉的策略,‘宣而不战’,有战胜共享战果之利,无出兵劳师糜饷之害,有什么不好?”

  “任公,你这话是明知故问,还是真的被蒙在鼓里?”

  “我不认为我被蒙在鼓里,当然,我更不会明知故问。”

  “那么,我请问,你知道不知道,‘宣而不战’是对外的,对内还有一句口号?”

  据丁世峄说,段祺瑞的做法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换句话说,段祺瑞是借对德宣战的名义,争取日本及美国的贷款与军火援助,用来内战,首先是加强对西南用兵,藉以达成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意愿。因此,赞成对德宣战,无异帮助段祺瑞进行内战。丁世峄而且进一步表示,段祺瑞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宁,所以不但反对段祺瑞的对德宣战的政策,还要推倒段祺瑞的内阁。

  梁启超对这番见解,无法接受,但亦无从反驳。不过,他也很清楚,研究系想借段祺瑞的势力,参与政局,取得内阁一部分的席位,特别是财政一席,然后徐图扩充,逐渐达成组成研究系内阁的理想,看起来前途多艰,好梦难圆了。

  §六

  宣战案一提出,府会即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是仍能维待,还是终于破裂,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时候。不但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案子上,“东交民巷”亦深为关切,日本公使林权助,特地要求谒见黎元洪,表示中国对德宜战,必于国家前途有利;至于中国所提出,要求援助的条件,日本政府愿以十二分的善意考虑。

  黎元洪已预知林权助的来意,早就召集智囊,拟好答复:“我代表中国感谢日本对我们的关怀。不过,中国现在是共和国家,不能不以民意为依归。民意以国会议员的态度为代表。贵公使应该已经知道三百多位国会议员,致各省督军、省长、议会、商会的通电,足以看出中国民意的趋向。”

  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船津,将这番话译完以后,林权助用讥讽的语气答说:“贵国人人可发通电,报纸以通电为主要内容。国会议员前后所发的通电极多,我很怀疑有多少人对这些文字会感兴趣。”

  “贵公使即令不感兴趣,亦非勉强读一读不可。”黎元洪的词锋倒也不弱,“这里有一份剪报,特以奉赠。”

  船津将剪报接到手中一看,是两个月前,由马君武领衔的一道通电,关于对德宣战问题,首言“闻有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怂请政府断绝国交”,这是指梁启超而言;以下列举主要“祸害”五端:一是怕强邻藉此干涉;二是既入战圈,外债加重;三是土匪将乘机而起;四是德国与土耳其同盟,而西北回部与土耳其同种,势必发生边患;五是德国潜水艇一封锁,中立国船只不能至华,影响商务。

  林权助对这个通电,是早就研究过的,所以只要船津提一个大概,立即便有话说:“这是中国对德绝交以前的看法。贵国国会当初既有三百多位议员提出反对的意见,何以后来又通过对德绝交?由此可知贵国议员的意见,不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于大总统阁下能否善为运用?”

  林权助对中国的政情,相当熟悉。但黎元洪对他的弦外之音,装作不解,故意问道:“请贵公使见教,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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