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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老卓在临邛创业，天然的资源虽富，但他仍旧必须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资金与人力。既然他在邯郸就已致富，那末随身携带着相当的资本，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巴蜀在秦代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贫富不一，达官贵人获罪，他的家属门客，充军到边区的，自然携有巨资，此辈养尊处优，不工不农，要维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贷为业——战国末期，高利贷已很通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孟尝君和冯骧的故事。益尝君为了养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因为是高利贷，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歌”的冯骧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骧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裸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老卓的“筹策”是什么？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难想象得之。首先，老卓决不会以“老板”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驭下有思，才能受人爱戴，诚信相孚。其次，他必须亲自下手，在技术上作优越的领导。复次，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后，他要用绝大的智慧、勇气和耐性，来制定并执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他能够发展，而且是加速发展，其间的关键，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乱的威胁。赢政自称“始皇帝”以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第二年走得更远，东行出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后由武关口关中。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在河南阳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张良遣人行刺，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游兴也大受影响，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

　　以后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最后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遗命传位长子扶苏，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稳，秘不发表，七月里的天气，尸体都已发臭。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阳的途中，太监赵高发动了一场“夺权”的大阴谋，拥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驰道，修长城，在骊山造陵寝，征发苦工，动辄数十万，但蜀中仍未受影响。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骊山的皇陵完工，继续调发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里就已兴工的阿房宫。横征暴敛，天下不宁，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响。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终于演变成楚汉相争的局面。这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无不受到战火的破坏，只有巴蜀是平静的。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临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汉相争的局面，前后共五年，垓下一战，楚歌四面，项羽乌江自刎，始告结束。当时中原的情况是：既有的生产制度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士农工商，都失所业。一石米卖到五千钱，饿极了吃人，死的人在总人口一半以上。民间穷，公家更穷，天子的马车无法找到四匹纯白的马来拉，只好用杂色的马凑数。朝中的将相，则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车。

　　在这时候，还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现。略为积蓄了一些资本，立刻干起投机倒把的买卖，以致物价大涨，一匹马卖到二千两金子。汉高祖下贱商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刺激而然。

　　但是，汉朝的经济复兴，却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贡献，则出于一条开明的法令：“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无疑地，这“富商大贾”中，必有老卓，甚至为其中的第一位。更无可疑的是，他从临邛带来了大批铁制的农具，分散到全国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腐烂，我相信从吴越到燕赵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镰刀来。

　　如果说，卓家在临邛的事业，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汉高祖五年的这十七、八年间，凭借老卓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不受天下大乱的影响的安定环境中，利用天然的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厚不拔的基础为第一阶段；则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为其大事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五，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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