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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搜秘(4)

四、钓鱼台沧桑 　　中共在北平的国宾馆，地名“钓鱼台”，我友康白（何伟康）曾两宿于此，并在尼克松、伊丽莎白女王坐过的座位上，接受吴学谦的款待，为文刊于“联副”，其词若憾，而沾沾之态如见。有读者来信说：“近年世人习闻钓鱼台之名，而莫知其究竟，既为前清宫禁，曷勿一搜其秘？”感其雅意，作此文付“缤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辞典》页三十四“钓鱼台”条：“在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南。传说金章宗曾在此钓鱼，后人称‘金章宗钓鱼古台’。”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 　　钓鱼台当元、明、清三朝，都在阜成门（元朝名平则门）外三里许，而辽金则在城内。北平于辽圣宗开泰元年，号为“燕京”，入金后，海陵称内城。据“金图经”记载：宫城四围九里三十步，亦如清朝规制之区分为外朝、内廷，内廷九重共三十六殿；外朝称为南城，东曰宣华门，西曰玉华门，出玉华门为同乐园，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林诸胜处。 　　《大金国志》载：“大定十年，燕群臣于同乐园之瑶池，语及古帝王成败之迹，大率以不嗜杀人为本。数年休兵，民力稍苏，独贪残之吏去朝稍远，恐为百姓蠹，宜时加稽察。知中书省贝勒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按：“大定”为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的有道之君，号称“小尧舜”，在位二十九年。 　　此“同乐园”即为钓鱼台，或言瑶池即鱼藻池，上有鱼藻殿，“金史章宗纪”，泰和三年五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我以为钓鱼台总名“同乐园”，实寓君臣同乐之义。因为当时西苑的三海，只开发了北海，大定十九年兴建了一座离宫，初名大宁，屡次更名，最后名为万安宫。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风景虽佳，但妃嫔所居，如所谓“辽后梳妆台”，实乃金章宗为宠妃李元妃所建，“目为辽萧后梳妆楼者误”，此“尧山堂外纪”的说法，且经朱彝尊考证肯定。试想妃嫔楼头晨妆，外臣遥遥窥视，自为汉化程度已很深的金国之主所不许，故选择钓鱼台为与群臣宴游之地。 　　按：金章宗名完颜璟，其父完颜允恭为金世宗第二子，立为太子，早死。大定二十五年，章宗被立为“皇太孙”，即位后，追尊其父为帝，庙号显宗。章宗之母，为宋徽宗在五国城所生的公主，是故金章宗有一半汉人的血统，而且禀承了他的外祖父的气质，爱好文学艺术，亦爱好土木游观，他有一首宫词：“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书卷，东风无处不杨花。”但自元灭金后，“三千歌舞繁华歇，一片风烟惨淡愁，宫室尽皆瓦砾填塞，荆棘成林”，钓鱼台亦不例外。 　　刘侗《帝京景物略》云：钓鱼台“元时谓之玉渊潭，为丁氏园池”。此因元朝改金之中都为大都，重建的都城，周围六十里、分十一门，与金城比较，东、北两面扩张，而西南两面内缩，东面一门名齐化门，西面一门名平则门，入明后改称朝阳门、阜成门，但至今犹有沿用元朝称呼者，足征元、明、清京城、东西所届，完全相同。 　　由于西面内缩之故，钓鱼台已在平则门外三里许，禁苑成为民居，故能为丁氏所有，终元之世，钓鱼台默默无闻，只有“归潜志”中一段记载：“王郁飞伯，少居钓台，潜心述作，未尝轻求人知。李钦叔过钓台，得其所著赋及碑，大惊，遍荐于诸公。自此去钓台，游四方，后为兵所杀。”按：王郁字飞伯，金史有传，年辈略后于元遗山。但他中进士已在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年号正大）在位时，钓鱼台犹为禁苑，故居钓台潜心著述，应是入元以后的事。 　　到了明朝，钓鱼台仍名玉渊潭，《大明一统志》云：“玉渊潭在府西，元时郡人丁氏故池，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明人诗集中，不乏游玉渊潭的题目，岩嵩亦曾游此，有七绝一首：“金代遗踪寄草莱，湖边犹识钓鱼台，沙鸥汀鹭寻常在，曾见龙舟凤舸来。” 　　由上引文字中推许，钓鱼台一带应该是一处低洼的沼泽地带，而另有一深潭，由于跟地面高下的差距甚大，所以岸边看来似高台。因为低洼，所以“泉脉随地涌现”的西山，除正脉“注御园以汇于昆明湖”以外，其余诸源，皆流向钓鱼台一带，春夏水盛，急注于玉渊潭，逐如瀑布，王渔洋《玉渊潭诗》云：“九十九飞瀑，一门争万轨。”又云：“雪浪如车轮、凸凹忽奔驶、激射为深潭、神物潜尺咫、夜黑风雨来、鳣鲔皆避徙。”当然，这是因为明末清初，水利失修之故，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便大为改观了。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五：“钓鱼台在三里河西北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前有泉从地涌出，冬夏不竭。凡西山麓之支流，悉灌注于此。元时谓之玉渊潭。为丁氏园池。乾隆三十八年命浚治成湖，以受香山新开引河之水。复于下口建设闸座，俾资蓄泄湖水。三十九年始命修建台座，台西面匾石恭悬御书钓鱼台三字，东面匾石恭勒御制诗。” 　　乾隆的御制诗是一首七言古风，内有“亦受西山夏秋潦，漫为沮洳行旅艰”之句，可知流潦漫溢，行旅为艰，不成其为游赏之区。诗中又有注，谓将玉渊潭开拓成湖、复建水闸，在阜成门外分水两支，一入西便门为正阳门前的护城河；一支南下转东为永定门前的护城河，而皆汇入通惠河，以利舟运。 　　当然，一生沉溺于营建的乾隆，曾在钓鱼台大兴土木，修建了十几所亭台楼阁，主要的建筑为养源堂、潇碧斋、澄漪亭等，金亡至此五百四十年，钓鱼台复成为一座行宫，乾隆及以后诸帝谒易州西陵时，每在此驻跸进茶。 　　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但仍保持着“小朝廷”。钓鱼台行宫在咸丰年间，已逐渐荒凉，如樊增祥诗句中的描写：“白藕无花池水涸，堆余荒柏摩高天。”光绪六年张之洞游钓鱼台时戏言：“此在朝廷为闲废之所，何不以赐小臣乎？”四十年后，“戏言”成为事实，但受赐者不是小臣，而是“小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大臣”，宣统的师傅，当年与张之洞齐名的“太傅”陈宝琛。 　　陈宝琛重修钓鱼台后，当然要邀集胜朝俊侣同游，饮酒赋诗；他的同乡周愈曾绘有“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册”，共计二十三开，首开由先伯宝蘅先生篆书“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十字，款署“庚寅嘉平既望”，是民国十六年的事。题咏者共十七人，包括樊增祥、林纾、陈衡恪等人，陈衡恪之父三立，为陈宝琛放江西主考所取中，所以称之为“太老师”，这首律诗的起句是：“望海楼如绿野堂。”则钓鱼台一名望海楼。其名起于何时，可就无从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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