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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不然。”刘纶答说:“今年一共二百另七卷,我每一卷都检查了,没有找到赵云崧的笔迹;如说此卷非赵,那么他的卷子在那里呢?”

  此言有理!刘统勋将赵翼的卷子要了来,聚精会神地覆阅了一遍说:“赵云崧才气纵横,但常有不中绳墨之处;这一卷严谨修洁,绝不是云崧的手笔。”

  话虽如此,刘纶终以为疑,及至进呈后,正好有御史建议,前十卷请先拆弥封,再定名次;目的即在抵制军机章京因军机大臣徇私而得鼎甲,高宗降旨,准予试行。

  及至一拆弥封,果不其然,第一本即是赵翼;第二本是杭州人胡高望;第三本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

  高宗于王杰的笔迹很熟,因为王杰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府中专司章奏;而且他曾问过尹继善,知道王杰人品高洁,决定拔擢他为状元。

  “本朝有没有陕西人得过状元?”高宗问刘统勋。

  “没有。”

  “赵翼是常州人,江浙状元很多,得失看得轻;如今西征之师平定回部,我想给陕西人一个状元,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你们看如何?”

  大家当然没有话说,赵翼与王杰的名次互易,即成定局。这就是赵翼的状元,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曲折经过。至于王杰,确是不负高宗的识拔。乾隆末年,和珅当政,势焰熏天,军机大臣中除了首辅阿桂以外,只有王杰持正不阿,有一回和珅执着王杰的手说:“这双手好软,真好。”王杰答说:“这双手虽好,不过不会要钱。”和珅为之面赤。嘉庆七年告老还乡时,仁宗御诗赠行:“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还韩城。”传诵一时。

  三、失而复得

  有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便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状元张书勋的故事,与赵翼是个有趣的对照。

  张书勋字西峰,苏州人,家贫力学,但会试不利,常出意外。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张书勋原已取中第三名,但到填榜时,发现试卷违犯程式;科场条例,严格苛细,一切均须照功令程式行事,譬如御名避讳等等,一不小心,便遭黜落。但到填榜时发现出了问题,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名次均已排定,第三名黜落,如以第四名推升,则以下的名次皆须更动,会搞得一团糟。

  因此,不知谁发明一个办法,在黜落的卷子中抽一本“补缺”。这在科场中是件很郑重的事,由主司摆设香案,对天祝告,然后在抖乱了的上千的落卷中抽取。那一回抽中的是秦大成,江苏嘉定人;秦大成的运气好得难以相信,殿试后居然中了状元。

  三年以后的丙戌科,张书勋卷土重来,这一年一面应试,一面应“大挑”。凡是三科会试落第,而有意入仕,可应大挑;定制每六年举行一次,钦派王公亲贵挑选,十个人一排,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为知县;二等三人,用为学官。大挑主要的是看相貌,长方的“同”字脸;四方的“国”字脸;圆圆的“田”字脸,都可望取中。上丰下锐的“甲”字脸;反过来的“由”字脸,以及两头尖的“申”字脸,就难望入选了。

  张书勋先应会试,后应大挑;会试的文章,自己觉得不坏,那知闱中失火,偏偏烧的就是他那一“房”,卷子也烧掉了。礼部奏明原因,准予补试,由高宗亲自出题。张书勋已经认命了,此生与进士无缘,补试以后,到吏部领了大挑知县的文凭,摒挡出都。走到良乡地方,有他的同乡好友追了上来,说补试发榜、榜上有名。于是重新回京,参加殿试,居然又是状元。上一科得而复失、这一科失而复得,而且是知县中状元,成为科场中独一无二的佳话。

  四、倒楣的状元

  科场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照毕沅、王杰、秦大成中状元的例子看,这句话实在不无道理。此外靠运气而得中状元者,还可以谈两个故事。

  先谈一个简单的,光绪廿一年乙未正科,四川的骆成骧,在进呈十本中,原列第三,只因策论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一语,使得因甲午大败而饱受刺激的德宗,大为感动,拔置第一。第十本的喻长霖,亦因策论中有忠勇奋发之气,改为第二。原来可当状元的王龙文,就此变为探花。

  另一个故事,则是真的要点运气了。乾隆十六年辛未正科,高宗奉皇太后首次南巡,启跸前密嘱刑部尚书刘统勋主持本科会试;殿试则以南巡之故,延期至五月下旬,高宗回京后,亲自发策。进呈的第一本,为补行殿试的刘统勋之子刘墉,他那一笔名闻海内的颜字,一望而知。

  其时刘统勋正在大红大紫,高宗可能以为读卷大臣有意奉承刘统勋,要让他的儿子中状元,所以拿刘墉的卷子与第五名对调,拆弥封一看,状元变成杭州的吴鸿;而刘墉降为二甲第二名,凡前一科已中进士,因事未能参加殿试,而于下一科补行者,不得入一甲,由此立下一个例子。

  其实吴鸿这本卷子,根本就不能列入前十本,因为多写了一个“而”字,当时读卷大臣及高宗都没有看出来,直到好几年以后,方在琉璃厂为人发现。

  怎会在琉璃厂发现呢?原来琉璃厂有一家专门供应考试用具的文具店,名为荣禄斋。当发榜前夕,在写榜时,名条陆续由贡院门缝中传出,荣禄斋汇印成纸,公开发售,名为“红录”;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元刘可毅,本名毓麟,更名应试,得中会元,本是喜事,不意红录将他的名字误刻为“刘可杀”,都讶为不祥,刘可毅本人更是耿耿在怀,他自己想,身为翰林,如何“可杀”?除非当考官,下人借他名义舞弊,始有可死之道。因此每逢有“考差”,他都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想当考官。那知拳匪之乱,由京南归时,中途遇害,“可杀”竟成恶谶。

  荣禄斋为了招揽生意,每每托人设法从内阁大库中偷出墨卷,张贴店壁,供人观摩,吴鸿策文中多一“而”字之所以未被发现者,因为前一页未一字为“而”;次页第一字又书一“而”字,衍文在绝不同的两个地位,容易忽略,如果当时为读卷大臣发觉,照例要加贴黄签,打入三甲,决无列入前十本之可能。

  状元虽为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中状元并不就表示荣华富贵,萃于一身,倒楣的状元亦有的是。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三十六年丁丑科的状元李蟠、探花姜宸英。姜为江南老名士,圣祖久知其名,当进呈十本时,圣祖问其中有姜宸英否?礼部尚书韩菼回奏:“姜宸英在史馆甚久,臣识其字,二甲某卷当是。”拆阅果然,圣祖拔置为一甲第三名,年已七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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