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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故事(2)

　　将进呈时，刘纶跟刘统勋说，九圈一卷，疑心是赵翼的卷子。刘统勋笑道：“赵云崧的笔迹，烧了灰我都认得。”

　　“不然。”刘纶答说：“今年一共二百另七卷，我每一卷都检查了，没有找到赵云崧的笔迹；如说此卷非赵，那么他的卷子在那里呢？”

　　此言有理！刘统勋将赵翼的卷子要了来，聚精会神地覆阅了一遍说：“赵云崧才气纵横，但常有不中绳墨之处；这一卷严谨修洁，绝不是云崧的手笔。”

　　话虽如此，刘纶终以为疑，及至进呈后，正好有御史建议，前十卷请先拆弥封，再定名次；目的即在抵制军机章京因军机大臣徇私而得鼎甲，高宗降旨，准予试行。

　　及至一拆弥封，果不其然，第一本即是赵翼；第二本是杭州人胡高望；第三本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

　　高宗于王杰的笔迹很熟，因为王杰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府中专司章奏；而且他曾问过尹继善，知道王杰人品高洁，决定拔擢他为状元。

　　“本朝有没有陕西人得过状元？”高宗问刘统勋。

　　“没有。”

　　“赵翼是常州人，江浙状元很多，得失看得轻；如今西征之师平定回部，我想给陕西人一个状元，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你们看如何？”

　　大家当然没有话说，赵翼与王杰的名次互易，即成定局。这就是赵翼的状元，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曲折经过。至于王杰，确是不负高宗的识拔。乾隆末年，和珅当政，势焰熏天，军机大臣中除了首辅阿桂以外，只有王杰持正不阿，有一回和珅执着王杰的手说：“这双手好软，真好。”王杰答说：“这双手虽好，不过不会要钱。”和珅为之面赤。嘉庆七年告老还乡时，仁宗御诗赠行：“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还韩城。”传诵一时。

　　三、失而复得

　　有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便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状元张书勋的故事，与赵翼是个有趣的对照。

　　张书勋字西峰，苏州人，家贫力学，但会试不利，常出意外。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张书勋原已取中第三名，但到填榜时，发现试卷违犯程序；科场条例，严格苛细，一切均须照功令程序行事，譬如御名避讳等等，一不小心，便遭黜落。但到填榜时发现出了问题，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名次均已排定，第三名黜落，如以第四名推升，则以下的名次皆须更动，会搞得一团糟。

　　因此，不知谁发明一个办法，在黜落的卷子中抽一本“补缺”。这在科场中是件很郑重的事，由主司摆设香案，对天祝告，然后在抖乱了的上千的落卷中抽取。那一回抽中的是秦大成，江苏嘉定人；秦大成的运气好得难以相信，殿试后居然中了状元。

　　三年以后的丙戌科，张书勋卷土重来，这一年一面应试，一面应“大挑”。凡是三科会试落第，而有意入仕，可应大挑；定制每六年举行一次，钦派王公亲贵挑选，十个人一排，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为知县；二等三人，用为学官。大挑主要的是看相貌，长方的“同”字脸；四方的“国”字脸；圆圆的“田”字脸，都可望取中。上丰下锐的“甲”字脸；反过来的“由”字脸，以及两头尖的“申”字脸，就难望入选了。

　　张书勋先应会试，后应大挑；会试的文章，自己觉得不坏，那知闱中失火，偏偏烧的就是他那一“房”，卷子也烧掉了。礼部奏明原因，准予补试，由高宗亲自出题。张书勋已经认命了，此生与进士无缘，补试以后，到吏部领了大挑知县的文凭，摒挡出都。走到良乡地方，有他的同乡好友追了上来，说补试发榜、榜上有名。于是重新回京，参加殿试，居然又是状元。上一科得而复失、这一科失而复得，而且是知县中状元，成为科场中独一无二的佳话。

　　四、倒霉的状元

　　科场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照毕沅、王杰、秦大成中状元的例子看，这句话实在不无道理。此外靠运气而得中状元者，还可以谈两个故事。

　　先谈一个简单的，光绪廿一年乙未正科，四川的骆成骧，在进呈十本中，原列第三，只因策论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一语，使得因甲午大败而饱受刺激的德宗，大为感动，拔置第一。第十本的喻长霖，亦因策论中有忠勇奋发之气，改为第二。原来可当状元的王龙文，就此变为探花。

　　另一个故事，则是真的要点运气了。乾隆十六年辛未正科，高宗奉皇太后首次南巡，启跸前密嘱刑部尚书刘统勋主持本科会试；殿试则以南巡之故，延期至五月下旬，高宗回京后，亲自发策。进呈的第一本，为补行殿试的刘统勋之子刘墉，他那一笔名闻海内的颜字，一望而知。

　　其时刘统勋正在大红大紫，高宗可能以为读卷大臣有意奉承刘统勋，要让他的儿子中状元，所以拿刘墉的卷子与第五名对调，拆弥封一看，状元变成杭州的吴鸿；而刘墉降为二甲第二名，凡前一科已中进士，因事未能参加殿试，而于下一科补行者，不得入一甲，由此立下一个例子。

　　其实吴鸿这本卷子，根本就不能列入前十本，因为多写了一个“而”字，当时读卷大臣及高宗都没有看出来，直到好几年以后，方在琉璃厂为人发现。

　　怎会在琉璃厂发现呢？原来琉璃厂有一家专门供应考试用具的文具店，名为荣禄斋。当发榜前夕，在写榜时，名条陆续由贡院门缝中传出，荣禄斋汇印成纸，公开发售，名为“红录”；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元刘可毅，本名毓麟，更名应试，得中会元，本是喜事，不意红录将他的名字误刻为“刘可杀”，都讶为不祥，刘可毅本人更是耿耿在怀，他自己想，身为翰林，如何“可杀”？除非当考官，下人借他名义舞弊，始有可死之道。因此每逢有“考差”，他都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想当考官。那知拳匪之乱，由京南归时，中途遇害，“可杀”竟成恶谶。

　　荣禄斋为了招揽生意，每每托人设法从内阁大库中偷出墨卷，张贴店壁，供人观摩，吴鸿策文中多一“而”字之所以未被发现者，因为前一页未一字为“而”；次页第一字又书一“而”字，衍文在绝不同的两个地位，容易忽略，如果当时为读卷大臣发觉，照例要加贴黄签，打入三甲，决无列入前十本之可能。

　　状元虽为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中状元并不就表示荣华富贵，萃于一身，倒霉的状元亦有的是。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三十六年丁丑科的状元李蟠、探花姜宸英。姜为江南老名士，圣祖久知其名，当进呈十本时，圣祖问其中有姜宸英否？礼部尚书韩菼回奏：“姜宸英在史馆甚久，臣识其字，二甲某卷当是。”拆阅果然，圣祖拔置为一甲第三名，年已七十有二。

　　及至乡试过后，京中流言甚盛，说情弊不一而足；同时传出一副谐联：“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

　　不论乡会试，每次发榜后，总有落第的举子制谐联骂主司以泄愤，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未足以惊动九重；但这一科除了骂“老姜”、“小李”以外，还有一道四六的“揭帖”公然出现在通衢大道上。最骇人听闻的是，正文之下的许多小注，公然指明朝贵大臣的子弟，以何因缘得以中举，有的是凭交情，有的是作交换——甲放乙省主考、中丙之子；丙主北闱、中甲之子——最多的是行贿，银数若干，中介何人，指得历历分明，如广东巡抚年遐龄之子年羹尧，左都御史赵申乔之子，后数科中状元的赵熊诏，皆以孔方兄之力，得登贤书。

　　于是圣祖降旨查问。他大概亦知道这一案牵涉的大臣太多——连他最信任的，曾为顺治草遗诏，了解宫闱秘密最多的首辅王熙亦不免；如果只指派某数大臣彻查，不仅不能查明真相，而且亦使被派的人为难，所以上谕中只派九卿会勘试卷；而对首先发难的御史鹿佑，特予褒奖，以示希望勘卷的九卿能秉公办理。

　　这是这年十一月初的话，到了月底，九卿覆奏，请将正副主考李蟠、姜宸英革职。圣祖旨在杜绝幸进、改革风气，认为如此胡涂了结，并非治道，降旨全榜举人，一律覆试。

　　覆试于第二年正月底举行，结果大出意外，圣祖命人宣示，认为试卷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恶劣，只黜落四等数名；三等以上皆准予参加会试。但亦并不认为主考弊绝风清，李蟠充军，而姜宸英已瘐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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