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外史(96)_高阳

九六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龢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龢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甚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甚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龢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龢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龢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龢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甚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甚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龢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像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龢特别加重语气：“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龢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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