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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于是胡惟庸亲自去拜访李善长,试探之下,果如杨文裕所言。因此,过了些日子,胡惟庸便又指使李存义再去剀切相劝。

  这一回李善长叹了口气说:“我今年七十七,去日无多。等我死了,随便你们怎么去搞吧!”

  这已有纵容的意思,更糟的是还有包庇的实据。两年以前,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凉国公蓝玉,奉命出塞,在捕鱼儿海地方,抓到了一个以前为胡惟庸充任勾结元朝后裔的密使封绩。报告到京,李善长将这件事隐匿不奏。太祖命锦衣卫逮捕封绩,果有其事。这时御史台墙倒众人推,交章严劾。李善长被捕审实,覆奏一上,太祖以李善长开国元勋,知道逆谋而不举发,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全家包括妻、女、弟、侄,共七十余口,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尽皆处决。唯一活命的是驸马都尉李祺,连同临安公主一起迁到淮西安置。

  为这件案子,太祖寒心极了,也伤心极了,对胡惟庸、李善长,他觉得自己相待之厚,至矣尽矣,而居然想夺他二十五岁起兵血战经营,打了十五年才打下来的天下,人心可怕,一至于此!因此也就起了一个甚么人都不能相信的想法。穷追大索,决意除恶务尽,先后族诛的人数达三万人之多,株连所及,除封侯的七家勋臣以外,连皇八子朱梓亦在其中。

  朱梓于洪武三年封潭王,十八年就藩长沙,英敏好学,敬礼儒臣,实在是个贤王。只以王妃之父都督于显、长兄宁夏指挥于琥,同为胡惟庸党羽而被诛,潭王内心不安,太祖特为遣派使者去慰劝,但不应有召见之谕。潭王大惧,在长沙的王宫放起一把火,与王妃双双自焚而死。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太祖即令秉性严厉,而潭王并无参与胡惟庸谋反的实据,太祖召见,绝无杀子之理,所以潭王之“畏罪自尽”,一定别有原因。

  这原因是甚么?传说:潭王生母达定妃,原是陈友谅的“妃子”。

  元末群雄并起,太祖的第一劲敌便是国号为“汉”、年号为“大义”、自立为“皇帝”的陈友谅。他在全盛时,尽有江西、湖广之地。太祖设计,一败之于江宁龙湾,再败之于安庆慈湖,陈友谅弃江州,走武昌,造楼船数百艘,大举东下。哪知鄱阳湖大战,得风势之助,太祖火攻大捷,陈友谅艨艟巨舰,尽付东风东流,就此一蹶不振。太祖扼守湖口,陈友谅被困突围,中流矢而死,子女玉帛尽归太祖。达定妃正有孕在身,归太祖后,生子便是皇八子潭王朱梓。

  此说并不可信,因为达定妃先生皇七子齐王朱榑,如说归太祖时有孕,生子亦不应是皇八子。因此,又有人说,朱榑、朱梓其实是张士诚的儿子。

  张士诚是江苏泰州人,兄弟四人皆为盐枭,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起事后,僭号“大周”,建元“天佑”,但一度投降元朝,到至正二十三年,复又僭号——因为在苏州“建都”,所以自号“吴王”。张士诚的“版图”,南抵绍兴、北达徐州、东至海滨、西与太祖的江淮相距,方广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可惜张士诚并无远图大志,部下文恬武嬉,失地概置不问,就此为太祖逐渐蚕食。到至正二十六年,只剩下一座苏州城。苏州八城门,为太祖麾下大将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康茂才、耿炳文团团围定;另派精兵、防守水路。围到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张士诚收拾残兵巷战于万寿寺大街,作困兽之斗。

  当破城时,张士诚问他的妻子刘氏:“我是完了,你们怎么样?”

  “你请放心,我们不会替你丢脸的。”

  等张士诚跨马巷战时,刘氏将张士诚所有的姬妾,都带入一座题名“齐云”的高楼,积薪楼下,然后以最幼两子交付乳媪,多给金银,要她藏匿民间。处置了这桩后事,刘氏命他养子纵火焚楼,她自己亦自缢而死。兵败的张士诚,亦决心自杀,在他妻子身旁上吊,头刚套入圈套,有人破门而入,是他的旧部而为太祖降将的赵世雄,将张士诚抱了下来,劝他投降。张士诚瞑目不语,赵世雄派人将他抬出葑门,送到金陵。一路上张士诚绝食,到了金陵,终于还是自缢而死。

  他那两个小儿子,流落民间,下落不明。有人说,即是为太祖所获,作为自己儿子的朱榑、朱梓。此一说较为可信,因为太祖第六子朱桢,出生时正好平武昌的捷报到达,因而封之为“楚王”;而平武昌是在至正二十四年,皇九子赵王杞则生于洪武二年,齐、潭两王,应生于至正二十四年以后,洪武元年以前,以年岁而论,正与张士诚两幼子相合。潭王之不敢奉召,或者正因为他自己知道并非太祖之子,怕一进了京,太祖无所顾惜而被诛。不过宫闱事秘,疑莫能明,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十八

  当胡案株连及天下时,林贤衔胡惟庸之命东渡通倭的事,当然亦被抖了出来。林贤不用说,被灭了族;而对日本更为恼怒,决意断绝往来,加强防海,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筑十六城,置千户所二十;后来又在福建沿海置五个指挥使司,领千户所十二,专为防倭。

  到得成祖登基时,日本南北朝归于统一,复通贡使。成祖因为生母碽妃是朝鲜人,为了照顾外家,对日本的贡使颇为优遇,以示为朝鲜而怀柔远人,规定十年一贡,人不过两百,船只两艘,不得携带军器,违者以入寇论,但日本夹带的私货,何止十倍?而且船中携带军器,如果官军未有防备,便即大肆掳掠;否则便称朝贡,同时从事私货贸易。这种亦商亦盗的行径,到了宣德年间,越来越猖獗了。

  当陶成奉派到浙东时,适逢倭船四十艘,刚掳掠过温州。陶成深知必有内奸导引外寇,下令清查户口,不是本地人而逗留不去者,详加盘诘。结果查到两个乞儿,一个叫周来保,一个叫钟普福,是处州人,细问踪迹,言语支吾,终于查明是倭船的向导,而且探知倭船将转犯台州,预定在桃渚地方登陆。

  桃渚是台州的一个港口,设有千户所。陶成赶到那里,视察海口,测定有三处地方,宜于登陆——倭船登陆,都在涨潮之时,而且往往是在午夜。陶成心想,倭船四十艘,起码有四千人;而千户所只得一千二百人,众寡不敌,所以必得在倭寇抢滩时,迎头痛击,才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于是精心苦思,想好了一条计策,下令征购一寸厚的木板数百方;同时命令所有的铁匠铺,日夜赶工,打造三寸长的铁钉,材料齐备以后,亲自领头动工,将铁钉制成纵横间隔相距四寸的钉板,铺在潮水所到之处,然后调集兵丁,各携弓箭,在数十步外,悄然埋伏。

  这天是五月十三,相传为关圣帝君的生日,陶成与千户所的兵丁,在月下会食,以关公的忠义相勉。饱餐以后,各就埋伏的位置;陶成登上望楼,瞭望远处,午夜潮涨,惊涛拍岸声中,倭寇的大船纷纷涌到,及至船停抢滩,倭寇才知道中计,有的足背洞穿,有的痛极而倒。陶成便在望楼上放起一响号炮,顿时飞矢如雨——这一仗打得漂亮极了,倭寇死了两千多,官兵一个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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