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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出狱(2)


  结果,那位难友被送到隔壁,六年之后,才被释放。

  但我仍无法想象,“隔壁手段”会落到我身上!刑期届满的前一天下午,被看守班长唤出,带到监狱会客室,在座的有监狱长、政战主任,还有绿岛指挥部指挥官王道洪将军,以及警备司令部保安处副处长吴鸿昌。在座有七、八个人,只吴鸿昌一个人戴着墨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传统,凡是干不可告人工作的人,总喜欢墨镜,大概是怕被人辨识真实面目吧。不过,由于他发言最多,立刻可感觉出来,是他主控全局。不等我坐下,他就开始说:“你不是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帮你介绍工作?”

  “是的,是班长叫我写的。”

  “政府曾经向全国各机关各单位,调查有没有位置可以安置你。可是,凡是看到你大名的人,嘿、嘿、嘿,他们没有一个不摇头,政府并不气馁,仍然为你继续调查,要知道,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最后总算是为你找到一个教官的缺,那就是在绿岛指挥部。”

  “是不是把我送到第六队管训?”我的头轰的一声胀起。

  “绝对不是管训,你是真正的教官,和指挥官平起平坐。”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台北一趟,”我勉强镇定说,“看看我的女儿,然后,再回来到差?”

  “不可以,但你可以叫你女儿前来看你。”

  “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绿岛?”

  “你这个问题,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回答。”

  “那么,”我说,“这岂不仍是管训?”

  “告诉你,这不是管训,就不是管训。”

  “如果不是管训,我不接受这份工作,可不可以?”

  “你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吗?”吴鸿昌开始翻脸。

  “我知道,我是匪谍。”

  “什么匪谍?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才教训教训你。你看,你到现在仍然不听话,竟想回绝上级的安排。你以为我们不敢管训你是不是?如果你非以感训队员自居不可,不想当教官,我一个电话,管训令就会下来。你信不信我们有这种力量?”

  “我信。”

  “那么,”吴鸿昌如释重负说,“回牢房写一份自愿接受这份工作的感谢状。”

  直到今天,事隔二十年,我仍想不通,八年监狱,我没有违犯过狱规,也没有受到过处罚。只被呵责过一次,在景美看守所外役区时,电视天天播出“自从总统(蒋中正)来台湾,风调雨顺甘露降”一歌。一天,我一面扫地一面唱,一位班长说:“你唱什么?”听了我的说明,厉声说:“你唱就不一样,不准唱!”这一段插曲,难道竟被列入记录?但有些难友天天诟骂,有位难友还跳河逃亡过,照样按时出狱。不管什么原因吧,很明显的,蒋经国在军事审判中杀我不成,现在有点懊悔,改用隔壁手段,教我苦死孤岛,不知道什么仇恨,使他如此的难以释怀!

  当我把噩耗带回囚房,第四区难友霎时间噤若寒蝉,大家原以为这项隔壁手段,已被特赦令取代,现在才发现,以特务为主干的政权,绝不会放弃每一个整人的机会。第二天,我被提到大礼堂,面向蒋中正的遗像,宣誓永远脱离叛乱组织,永远信仰三民主义。然后,被带出监狱大门,天正降着毛毛细雨。大门前马路的另一边,是一排嶙峋岩石,从太平洋深处涌起的巨浪,发出空洞的响声,化作一片白色泡沫,像雪崩一样,粉碎溃裂。我想停下来享受一分钟出狱的自由,然而,两个卫兵分立两旁,台阶下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那里等候,我黯然跨进车厢,五分钟后,就到了政治犯最恐惧的“隔壁”——绿岛指挥部。

  指挥官王道洪在客厅等我,态度谦和,不像是对一个囚犯,而像是对一个宾客,他也是昨天监狱客厅那场官囚见面的座上群贵之一,也是火烧岛上官阶最高的一位官员。他直入核心的问说:“郭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指挥部这里应该有我的数据。”

  “什么数据?什么数据都没有,我奉到的命令是:不准你离开绿岛,但在营房之内,你的行动绝对自由。”

  这就是软禁,我每天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事可做。软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没有刑期,名册上,我的职位是“看管雇员”。凡是判刑的囚犯,即令是二十五年的最高刑期,也有期满的一天,即令是无期徒刑,也有大赦、特赦,或减刑的可能。只有软禁犯,可能被囚禁三十年、四十年,永无尽期,任何大赦、特赦、减刑,都轮不到自己,因为我们已非罪犯,没有判刑,只不过由于一纸行政命令,等承办人更换几次之后,会逐渐把这个案子遗忘,那也等于全世界把这个人遗忘。我一直等到成了软禁犯以后,才发现蒋家父子更黑暗、更恶毒、更滥权的一面。

  当初名噪一时,从厦门游泳到金门,投奔自由的红卫兵王朝天先生,他这个呆子竟然想向警备司令部讨回登岸时身上被搜去的人民币,因而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接受感化教育。他气愤不平,在黑板上写出他的抗议,结果再被送到火烧岛当看管雇员。

  另一位更离奇的软禁犯汪廷瑚先生,他得罪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张宝树先生一个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汪廷瑚立刻在他教书的台北市大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员位置上被捕,押解到绿岛指挥部,成为“看管雇员”之一。事后,张宝树曾经派了几位汪廷瑚的朋友,到火烧岛劝他写一份悔过书,就可释放,每一次都遭到拒绝。这样一直到我回返台北,继任指挥官周书府先生,对软禁犯采取严峻态度,汪廷瑚终于遭到毒手,不明不白的死在周书府派出的枪兵围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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