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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荒山逃亡

我连夜北上，进入被称为“盘上”的山区，两天后赶到林县河涧镇，和范功勤、李淼、刘浥尘会合，加速成立早就应该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二十五县，这时只有林县仍由新五军据守，西边是太行山，那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北面则是共产党游击队。我找到一家民宅，挂起招牌，布置起了办公室，我们的顶头上司远在万里外的天边——重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在珞珈山诗情画意的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夏令营生活。除了愿为英明的领袖而死以外，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我们的年龄如此之轻，我不过二十岁，其他人不过二十二、三岁，现在却把组训青年、对抗日本和共产党的沉重任务，交在我们手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办，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的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的派遣，表示又成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 　　要想混日子也不容易，那是瞬息之间千变万化的沦陷区后方，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天下午，河涧镇上的军队突然增加，马嘶声、人叫声，显出气氛有异寻常。一个消息说：“八路军已攻下林县县城。” 　　抗战开始的时候，共产党红军向政府投降，誓言拥护最高领袖蒋中正，对日作战。蒋中正为这件事还发表了一篇谈话，并且把共产党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当第八路军总司令（从此“八路”就是共产党红军的代名词，而且成为使国民党惊恐的代号。直到台湾光复，五〇年代初期，台北市公共汽车，各路都有，独独没有八路）。抗战开始后，政府军在各战区纷纷溃败，幸亏祖先们留下来一个广袤的土地，使日本的皇军筋疲力尽。八路军在抗战时候，也曾经抵抗过日本皇军，而且，最有名的一次是平型关的百团大战，虽然没有百团，但确实是硬碰硬打了一仗，那些使国民党部队头痛的游击战士，当然敌不过训练有素的日本皇军，在意料中的牺牲惨重。中共从此开始保存实力，不再和日军直接接触。日军也不认为八路军是主要的敌人，很少在战场上采取攻势。于是，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的扩充地盘，攻击正在和日军作战的政府军的后背。把这些被攻击的国军将领，加上一个绰号，像他们对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就封为“磨擦将军”。共产党把人斗臭的手法，当时是天下无双的，全国左倾的文化人，对磨擦将军纷纷指控，国民党宣传人员一向其笨如猪，对这种一面倒的叫闹，无力招架。 　　我这样分析当时的国共关系，并不是说共产党是一个恶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比共产党对国民党好到那里。他们最初把共产党称为“异党”，后来转变成为“匪党”，只要狭路相逢，同样暗下毒手。很多青年被枪毙、被活埋、被丢入黄河，到死都不知道他们触犯的是哪一方？和他们爱国到底犯了什么罪？ 　　黄昏以后，河涧镇一片寂静，家家闭门，不见灯光。国军开始向东撤退，林县距河涧大概十五公里，我们一行四人仓促的捡起行李，随着零零星星的残兵败将，也向东撤退，没有目标，不明情况，没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可以探听消息，只知道随着大众，一步一步，摸索前进。 　　不久，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山区，天上没有月亮（有月亮的话，也是被乌云遮住），万山丛中也没有灯火，也没有狗。山径是那样的狭窄而崎岖，有时候，旁边就是悬崖，栽下去是不可避免的粉身碎骨。大概午夜过后，我们走到一块狭小的梯田，在上面疲倦不堪的睡去。第二天继续逃亡，饥饿干渴交集，站在山头，看到前面山麓有一个村落，而且听到鸡鸣，我们兴奋的顺着山径而下，结果，近在眼前的村落，足足走了十四个小时，天黑了以后才狼狈的走到。村头一个农家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鸡，但是他们不肯卖，多少钱都不肯卖，最后才勉强用高价卖给我们四个窝窝头。窝窝头有拳头那么大，我饿火中烧，抓过来，张开大口，一下子几乎咬掉一半，正要咀嚼的时候，只听见一种微小的奇异响声，口中忽然间塞满了细砂，一粒一粒的细砂，像当时跳远坑里用的那种细砂，过度用力的牙齿，使细砂发出怪响。我大叫一声，喷了出来。那不是真正的细砂，而是窝窝头被咬碎了的颗粒，无论是味道和硬度，都和真砂没有分别。其他三个人没敢张口，而干瘪的山民夫妇被我的动作吓住了，我最初是愤怒，大叫一声：“这怎么能吃？这不是人吃的！” 　　剎那间，我万分羞愧，为自己这种身不由主的反射动作羞愧，“那不是人吃的”，难道山民夫妇不是人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冒犯别人尊严的事，这是其中之一。多少年之后，读到元曲赵五娘的悲惨歌声：“这糠哦，与米一处飞！” 　　我那一次吃的，就是使赵五娘流下眼泪的糠。北方农家穷苦，连黍米（小米）的壳都不敢抛弃，碾成粉末后，就叫做糠，蒸成中空的馒头模样，就叫窝窝头。我幼年虽然吃尽了苦，也仅是没有肉吃、没有白面吃而已，在这次逃亡途中，才第一次吃到绝对难以下咽的糠，这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中国人竟这么彻底贫穷！” 　　我开始怀疑：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农民还在吃糠？我们一直逃到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忽然间遇到流亡的安阳县政府，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林县，进入安阳县境。就在安阳县政府，见到主任秘书韩彬如先生，他拿出中央团部的电报，要他接管豫北分团，并命我们四个人前往洛阳报到。这又是一个突变，但也使我们如释重负，因为我们自知年纪太轻了，不足以担负这项重任。 　　“你看，”韩彬如说，“做团务工作，要社会关系，像我接管之后，到什么地方去，想要几匹马，县政府就会拨给我几匹马。你们怎么能行？” 　　——就在第二年，我在洛阳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为韩彬如举行的追悼会。共产党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中，把他生擒枪杀。他如果不兼青年团职务，可能不会丧生。而中央团部如果没有把我们免职，四个人势必继续留在安阳县境，会首当其冲。 　　就在这不知名的安阳县万山丛中，我们一行四人，摸向洛阳。再往东走就进入日本皇军占领区，刚走到安阳县第一大镇鹤壁镇南方五、六公里的地方，就遇上了麻烦，四、五个手提长枪、农民装扮的壮汉，拦住去路。 　　“站住！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什么单位？” 　　我们四人操外地的口音，无法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我们做小生意。” 　　他们开始搜身，在口袋中掏出仅剩下的几张钞票。 　　“我知道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一看就知道你们四个是坏蛋，”其中一个人大笑说，“看你们的票子，就知道你们是中央军。” 　　我们支支吾吾分辩不是中央军，只是卖布的小贩。 　　“你身上用中央银行的钞票，当然是中央军。对你们实话实讲，俺可是鹤壁镇的皇协军，现在有两条路由你们选。” 　　我表示愿意选。 　　“一是跟我们一块到鹤壁镇去见日本人，二是把中央军的钞票留下，放你们一条生路。” 　　我们一行当然愿意接受放一条生路的条件。 　　我们选择了第二项，终于渡过黄河，到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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