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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日本侵略沸腾,共产党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唯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

  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匪,共产党怎么会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中国人看都看不懂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先生送了一架飞机给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做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来“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蒽一样的,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六〇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的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的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的一部份工作,而另一部份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共产党的红军,在陕北对峙。蒋中正计划先行铲除共产党,然后再团结全国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安内攘外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行动原则,既然有争议,就不必去争议,我们可以说,某种情形之下,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然而蒋中正却在这个政策上失败。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共产党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共产党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的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共产党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的,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注销来:

  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

  这真是瞒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全国立刻陷于惊恐,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全国好像失去了重心,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的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第二天开封报纸上,就有一个学生在街上边走边哭的报导。正是这类的爱国激情,使蒋中正真正跃升为全国最高领袖,民心士气,于一夜间形成,没有人可以竞争。这件事在历史运转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叛军领袖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逝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蒋中正于飞返南京后,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女士各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合订成一书,书名是《西安半月记》(蒋中正著),和《西安事变回忆录》(蒋宋美龄著),叙述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的英勇事迹,重要的包括两项,一是张学良在看了蒋中正的日记,发现蒋中正确实爱国,受他感召,才幡然改图。另一件事是蒋中正把张学良和另外一支叛军的首领杨虎城一起唤到面前,向他们致词训话。

  但是这并不表示张学良纯洁无辜得像个小白兔(东北地方军昵称他为少帅),陕北战场上,共军和中央军流血厮杀,张学良以中央军副统帅的身份,不仅暗中把中央军的弹药武器金钱输送给敌人,还把中央军的行动通知敌人,使敌人得以设下埋伏,这显然是阵前叛变,而更扣押统帅,几乎使全国陷于混战,更是一种绝对不可以原谅的叛徒行为。可是,到了后来,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同情张学良,并不是否认他是叛徒,而是对蒋中正软禁他三十年之久,所作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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