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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逐出学校(2)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我大八、九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的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我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我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兴兴头头，半跳半走的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丢在大门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他这么着迷（我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我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的，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的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我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的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的看着我入座，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我心里也在沸腾，我想喊：“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冲动。结果我没有喊出来，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我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我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我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我，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我，我不知道那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我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楞住了，喝道：“你敢动手？” 　　我也喝道：“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他大怒说：“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我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我又不肯讨饶，因为我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我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我也叫喊说：“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的走出教室，叫说：“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被吓坏了的小朋友，以及别的班闻声而停课的小朋友，都跑出来，跑到广场上，远远的围绕着布告栏。我也跑出来，张皇失措的站在人群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我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做最后挣扎，我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我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我小声警告：“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我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我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我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的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错误的第一步，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我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任的教学。可惜，那时候的我，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他总是给我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落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他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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