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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逐出学校(1)


  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使我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我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是在开封,当我十岁的时候,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我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我的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掉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我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我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名叫邓克保,却是一个男生的名字,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我这个野男生。

  秦鼐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鼐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我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做笔名,并成为小说中以及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本书使我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我唯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我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我的故乡(老家),可是我却像是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发现我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距鸦片战争约五十年,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我们这个小康之家,使我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我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的接近赤贫。我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

  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我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或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设立这样强烈对比的伙食团(故事总是重演,十年以后,我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念书,学校里,也设立了两个伙食团,一个是四川同学的吃肉伙食团,一天三顿全是白米饭而且有肉,另一个是外省同学设立的靠教育部贷金为生的吃菜伙食团,早上吃稀饭,一个月吃不到两次肉),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我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我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我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我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我,我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二”字(本来想缝上“一”字的,但我很谦虚,所以只缝上“二”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了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中共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我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竿,因为我偷了几次球都顺利的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我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我:“你会不会?”

  我逞能说:“当然会!”

  当我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冷冽,使我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我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我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老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我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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