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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他回答道：“坏事那娃不干。就是爱一个打架。算算自出来不知打了几遍！人家打他一下，他就一菜刀剁在人家身上。剁罢了推门就跑，打一个的，跑得不见人影。” 　　我沉吟着，我可真没看出来。最是老二给我打的电话多，听筒里说得甜甜的。 　　女儿高中毕业那个夏天，随我又去了一趟汗乌拉草原。那年我们依然由巴特尔陪同，女儿随俗按晚辈称呼，喊巴特尔“阿布盖”（哥哥）。 　　畜群草场划分之后，早早成了“小康户”（这个词的蒙文，即划阶级时代的“上中牧”）的我们这个千只羊的家庭，由于三个男孩两人娶媳，而嘎查的草场已分割完毕——面临着分家则缺乏牧场、同居则诸事不便的局面。更何况，一千多头的大羊群若是划分给三个儿子一个小妹、再留给兄嫂一份的话，那么每个小户不过只有二百来个羊，小康马上就会紧巴，“上中牧”瞬间就会魔术般变成“亚道”。 　　我觉得弟弟们不会提出分家。大家还在尽量挤在一个屋顶之下，轮流出牧，日子也应该说和睦。这样有兴旺的感觉。可是难道三兄弟能永远这么一块儿住下去么？他们能否各自再创造一个千畜小康的新家呢？我在一旁注视着，微微怀着不安。 　　唯有巴特尔怀着同样的不安。看得出，像南边农民地方的那异族同龄人一样，他心里满是严峻未来的压力。理想的富裕牧人应该像80年代末那样，享有四望远山一口好井的宽敞草原、山上有千只羊百匹马、门前拴着二十头乳牛。而这理想却因为潜在的再分配而渺茫了。父母已经衰老，只能指望他这长子；弟妹不负其责，不过听吩咐而动作。我心里对他多了同情，但表现出来是不妥的。 　　回京那天他送我们到东乌旗，完成了古老的送行礼节。晚上他用蒙语喊我女儿：“你过来。”我看见他从包里掏出买来的糖果月饼——塞给我女儿、他远方的妹妹：“再来啊，听见了？”那一会儿我非常感动。 　　前些天，接到了兰州老大打来的电话。好像那天他没有什么要紧话，把些个家务说完以后，我突然听见他这么说：“巴巴，你等着，我一直没忘了那个念想，在北京开个铺子，顺手把您老两口伺候上。你们岁数大了——” 　　我心里一惊。早年在西海固扯磨，聊到晚年的事，说累了便撇下哈柔乃兄弟，拍拍大儿子的头，开玩笑道：“老了的事老了再说！我指望俊仨儿出息了，在北京安个家，顺手把我照顾上呢！” 　　也可能那个年代的一句话，被儿童睁着大眼听了进去，以后便一直埋在心里。而他的弟弟们，由于那时还在襁褓或还只知道在门口乱跑，所以心里就少了一件事。和兄长之间也无形地画上了一条线。 　　草原也普及了电话。 　　冬季里，我有时往他们的定居点打电话问问雪情；春季北京若下开了透雨，我就拨电话问汗乌拉下了没有。今年春节，我拨通了阿洛华哥的冬窝子，作过年的例行问候。电话里知道一个划时代的消息：他们已经毅然分了家。砖砌的新房子老大老二一家一半；兄嫂带着中学生，回到荒废多年的旧泥屋——但牲畜还合着放牧。我仔细问了细节，最后问到巴特尔。听不真，电话线里一阵白毛风的呼啸。我喊道： 　　“巴特尔怎么样？他好吗？” 　　“他放羊去了。” 　　我放下听筒，心里油然浮起感慨。当然，不爱串门不沾烟酒的巴特尔，在春节的日子里独自放羊去了。我没能听见他最近的嗓音，也不知道他的心底细处的纹路，但是他已是成熟的牧人，是那个雪海人家的主持者。 　　一代人如一阵风，在自己的疾行中，裹挟了下一代的几个。那几个就是新一代的第一层，他们最先出生，像是争着抢着要早几年挤进这个世界。于是他们成为长子，继承了前辈丢下的盼望和心情。 　　我盘算着什么时候给他们搭个桥： 　　让讲蒙古话的巴特尔去认识穆斯林的亲戚，也让黄土山沟里的俊仨儿去大草原开开眼界。说不准他们能进行全面的合作——把汗乌拉的牛羊销到西海固，把回民拿手的拉面馆子开到北疆的交通线上。 　　2004年2月25日 　　东厢作高房我一直有一种瘾头，到南方一些文化大省去燕人学步，在文献之邦打开眼界。前些年曾一连三访江西，其中在庐山见白居易草堂和题诗，心里若有所思，由于怕忘了，就把白诗原作抄在本子上。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 　　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 　　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 　　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隔芦帘著孟光。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从小学生时代开始在课本上接触唐诗，渐渐知道白居易高人一等。他落笔出口言深句浅，朴素几至白描，所以赢得了两种读者的喜爱，这两种读者就是：孩子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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