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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巴特尔和俊仨儿 　　半生以来，熟悉的地方其实只有两处：内蒙古草原的汗乌拉嘎查（大队）和西海固山地的上沙沟小村。而在两个地点，相交相熟的人家又只有两家：蒙古牧民阿洛华一户，回族农民哈柔乃一门。 　　他们的老一辈，我执父母礼的额吉老母均已辞世；和我平辈的两族兄弟也都已是两鬓飞白、渐呈老态了。不觉间拔地而起的是孩子们，在内蒙古一族晚辈均称我“阿哈”，而西海固的家门娃娃则喊我“巴巴”。他们本是毡包角落扔着的一堆黑羊皮，本是泥屋炕上闹着的一群鼻涕虫，他们对于我是多余的，常常只是我们弟兄倾谈的打搅。但是谁架得住热乎乎的依偎、谁能不搭理左一个“阿哈”右一个“巴巴”的喊叫呢？慢慢地，我不由自主地抛掉着腻烦图静的心理，把眼睛转向了他们。 　　这么一来，视野变了：咦，原来他们的角落，也蛮有意思！ 　　若要说清楚他们的事，怕又要写满两本子。我不想涉及那些串联着他们人生的要紧事，顶多说一点对这些娃娃们观察的感觉。 　　文化界有人提出理论：说哪怕只差一年，60年代出生的人和7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这个理论我还在纳闷。若依我在内蒙古和西海固的观察，对小孩们来说出生年月并不重要；但是小孩们当中，确实画着一根清晰的线。 　　1985年回去那次，由阿洛华哥的长子、我插队那年两岁的巴特尔每天随我出游。他当时是个快长成青年的半大小子，说话的声音很轻，速度飞快，满嘴说的都使人频频感到这儿童对未来的憧憬。他在我的马左马右不断地扯起一些话题，告诉我春天打马鬃时他套翻了两个三岁马，告诉我前几天去看赛会时摔坏了马鞍。他生性不喜串门，常坐在离人家门口百步之遥的草地上守着羊群，就是不进去喝人家的茶——气得邻居们找我兄嫂质问：我家的门框子装不下你家的巴特尔吗？ 　　重返草原时有这么一位少年骑手贴身跟随，心里感觉很舒服。望着这位新羊倌我总想起他两岁时的样子。我说：“巴特尔，阿哈有一副银马嚼子，送给你了。” 　　他咬住追问：“真的？什么时候给我？” 　　我说：“回到北京后，马上寄给你。” 　　一眨眼这孩子长成了大人。90年代末再回草原时，他皮肤粗糙，声音低沉，从羊群到马群，支撑着门户内外的一切。两个弟弟也长大了，老二是个憨憨的大儿童，骑马回来时总吼着半句歌。老三是家族中唯一在旗里上过中学的人物，如今银鞍缎袍，俨然一副独立思想的姿态。但是他们缺少巴特尔与我那种默契。一种对清贫往昔的记忆，带给双方的默契。今天我才琢磨出来巴特尔以下的孩子（即非60年代出生者）缺少一段“yadao”（穷、苦）记忆，所以既没有心事也没打算承当责任。他们那股子没心事的闲散劲儿源于“小康”的哺乳期；它如一个暗咒，挡开了我与他们。 　　观察着他们弟兄的一些细末，我有时小声问巴特尔： 　　“他们套马怎么样？修拖拉机呢？认识羊吗？” 　　“Barekqatah-ugai（差不多不会）。”再斟酌着语句，我试探问：“听你的话吗？”“Su——nusuhugai（不——听）！” 　　他说得干脆且不耐烦。 　　这一边在西海固，三男三女的娃娃也都齐齐长大。长子俊仨儿出落得异常漂亮，高考失利，辗转宁夏新疆之后，他和弟弟都在兰州稳定了打工的日子。他年复一年睡板凳下大苦，挣来的钱变成了身后家里的新房子、蹦蹦车、电视机。但弟弟们的事和蒙古巴特尔一样不舒心——大弟虽然也打工在外，但基本上走了条半绿林的江湖路：打工收入只养自己，出了事一律菜刀拳头，几年没有他的音讯，更没见过他捎回家里的钱。小弟当满拉念经，好像也在第一个上坡就停了车。你若语重心长劝诫他，满拉便羞涩地垂下白帽，脸儿痛苦得涨得通红。第二年他还黏在那个坡上动弹；装备倒是更新了——买下的自行车还没见使唤，却见到他跨着摩托风驰电掣。 　　我每逢到了兰州就把俊仨儿喊来，仔细说上半夜家常话。除了从他那儿听来一肚子打工娃的苦处、新时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兰州的各种人事交道之外，我发觉：这娃娃虽然正身处社会的黑黑洞底，却暗怀着振兴家族的心事。 　　“你弟弟，我说老二呢，在兰州常来看你？” 　　“不学好。上一次我恼得把他捶了两拳，从那以后再没露面。” 　　我惊奇地问：“他干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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