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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 　　第22章 　　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 　　“小歌剧也行……” 　　“嗯。” 　　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 　　“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 　　“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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