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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嫉。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义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歹人们有任何关系。

  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梆子上,叮嘱儿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一九六九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作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夕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痪者那样突然失读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打倒”和“灭亡”的词语。

  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占据他那双空白的眸子。

  一夜间变质的人和事,颠倒的是和非。那时全这样。

  贺叔叔也是一夜间成了另一个人:有着瞒过了所有人的阴险和罪恶;完全是陌生而狰拧的另一个人。所有人看着大字报上的罗列和揭示都会暗自说一声:竟是这么个东西!

  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贺叔叔站在大字报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样的而孔,读着那些天遣的字句;那些事例编排,那些似乎出于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恍然叹道:原来我是这么个人!一个人不知自己的病状,一旦读了长久对他封藏的一系列诊断,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怎样的无救。

  我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投政治的机参加学生运动”,“对失去的布尔乔亚乐园深深怀念”,“复辟思想和情绪无不表现在作品中和一贯言行中”、并且,“意志薄弱,投机不断,背叛成性”。

  我知道,让我爸爸感到认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后,一直在苦白己,想认清藏在自已行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个异己者是谁。于是“背叛成性”四个字,使他此番认识骤然升华。一个跃进,飞翔。顿时,两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们都想认清自己。“认不清”却是我们本能的自我保护,保护我们的神志健全。还有自我赏识,也得到保护。本能袒护着我们,不给我们看清自己的弱处和异端。

  文化大革命,是剥去这层本能,让你非认清自己不可。大字报把你种种细微异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变形使它成了另一种品格。“认不清”的那种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镜中变态的你的各个局部,那些全异的折影就是公认的你。丑陋,恐怖,你原本是这副模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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