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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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