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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留用人员要重新登记，不是讹传。没过多久，军管会果然来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干部，要求各行政部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厂矿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普查。重新登记的人员包括旧政权、旧军队遗留的公职人员。所谓重新登记，是官方语言，其实就是政审。其内容包括审查、甄别、外调，重新登记的对象包括主动归附新政权的人员、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如此一来，程先觉也在重新登记之列，汪亦适自然更是必过此关，关于发展程先觉和汪亦适入党的计划，还没出头，便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程先觉必须说清楚的内容包括历史表现、家庭背景、起义的思想动机、起义见证人、起义过程等。按说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起义者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程先觉在政治处谈过话之后，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本来，他已经被理所当然地划到了起义者的行列，并且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将近半年起义者的待遇，差点儿就被发展为党员了，没想到祸从天降，转眼之间就成了被审查对象，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要让程先觉说清楚起义动机和起义过程，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再一次隐瞒汪亦适劝说他起义的事实，这个错误既然已经开了头，就断无纠正的可能，一旦纠正了，他就真的是不老实，真的是欺骗组织了。就算在汪亦适的问题上他自己能够咬紧牙关，但是汪亦适会不会再把问题挑出来？汪亦适也需要保护自己，他不可能舍己为人隐瞒那个事实，他肯定要实话实说。那么组织上是相信汪亦适还是相信他？他拿不准。但是他感觉组织上有可能宁肯相信汪亦适而不一定相信他，因为汪亦适在近半年来的表现，已经不动声色地获取了多数人的好感。 　　后来的事实表明，汪亦适在接受审查的时候，的确是实话实说了。审查汪亦适的是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于建国，在解放皖西城的时候，于建国是营教导员，率领部队攻打小东门的就是他，被郑霍山走火打伤的战士马三柱就是他的警卫员，要不是于建国及时喊了一声“枪口向上”，汪亦适早就一命呜呼了。于建国对汪亦适颇有好感，谈话的时候以礼相待。于建国说，汪医生，你不必紧张，一个政权消亡了，另一个政权建立了，对于留用人员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梳理，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对同志负责。汪亦适坦然地说，我不紧张，我反而感到高兴。共产党办事认真，实事求是，这让我感到安慰。于建国说，其实你的投诚表现，我就可以作证。我们还没有交火的时候，就接到命令，说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医科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一直喊话，能不开枪就尽量不开枪。我听见了你的回答，目睹了你向我方投诚的全部经过，也判断出你是一个文化人而非铁杆反动派，所以我还交代部队要保护你，枪口向上。汪亦适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后来一直庆幸，那么密集的子弹，居然让我这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躲过了，原来是贵人相助。 　　于建国说，贵人相助谈不上，我们都是中国人，建设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读书人。至于投诚经过你可以不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投诚动机，是因为保存生命的需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汪亦适突然激动起来了，好像受到了侮辱，声音很高地说，于主任，你太小看我了，我既不是为了保命，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实上我在感情上是厌恶国民党的，是希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的。我在皖西解放的前三天，就向我们的一位同志表露过我的心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识时务，但是我不会违背天意。于建国来了兴趣说，哦，这话是什么意思？汪亦适说，就是弃暗投明的意思。于建国说，你有没有明确地说过要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军或者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进城？汪亦适说，没有。于建国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为什么要含糊其辞呢？要知道，同样的话，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汪亦适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地下党。于建国说，能告诉我这位同志是谁吗？汪亦适说，既然我和她说的话不能证明我有起义的动机，也就没有必要说出这位同志了吧？ 　　于建国严肃起来了说，汪医生，我这是代表组织给你谈话，面对组织，我们应该知无不言。汪亦适不吭气，他不想说出舒云舒的名字，他不希望把舒云舒扯进他的倒霉事情里面。于建国说，为什么不能说出这位同志是谁呢？是不相信组织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汪亦适说，都不是。因为我当时说的话确实模棱两可，再说出来没有意义。于建国盯着汪亦适，长时间地观察他的表情。汪亦适禁不住这样的目光，心里不禁有点发毛，神情也就不自然起来，两手揪着衣襟说，因为这个同志……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的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别人，尤其是没有必要的牵扯。于建国笑了说，好，这里面可能有点私事，我们暂时不予追究。你接着说，你的关于起义的想法，还对谁说过？汪亦适如获大赦，毫不含糊地说，解放皖西城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一封起义号召信，要求我们到风雨桥头，那里有解放军接应我们，我劝说同宿舍的程先觉参加行动，他答应了。我又去找另外一个同学郑霍山，他……当时有点动摇，加上政训处的行动组长李开基的威胁，郑霍山迟迟没有下决心，这样就耽搁了时间。后来李开基让人给我们发了枪，出于无奈，我们只好跟他到了小东门。我是趁乱起义的，但是没想到你们的攻势那么猛，一步之差，起义没有机会了，我在投诚的过程中成了俘虏，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于建国问，你劝说程先觉和郑霍山起义的事情，有谁能够证明？ 　　汪亦适说，他们都不承认，我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于建国说，这件事情还是说不清楚。不过，你投诚是事实，而且投诚之后表现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我们将继续调查。你要相信组织，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希望你能放下包袱，继续工作。 　　政治处于主任同汪亦适谈话之后，再一次找程先觉谈话。程先觉还是一口咬定解放皖西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主动前往风雨桥头起义的，肖卓然可以为他作证。于建国再三追问，在他前往风雨桥头之前，有没有同汪亦适接触。程先觉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们两个人确实讨论过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他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去风雨桥投奔解放军，我当时就表态立即行动，他也说要去风雨桥，但是又有点犹豫，又说他要到图书馆还书。我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我还以为他直接去了风雨桥，再后来我听见枪声响了起来，我再也不能等了，拔腿就往风雨桥跑，路上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兵。后来听说他被俘了，我很惊讶。不过，依我对汪亦适的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感情的。他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虽然不问政治，但是从平时言谈中，也能听出来他对国民党军队是不满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所以后来听说他被定性为投诚，我完全相信。要不是一念之差，或者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起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程先觉这次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要害的环节上既没有推翻原先的说法，同时也巧妙地说了一些有利于汪亦适的话，不像当初在三十里铺张管教问他的时候，一推三六五，功劳都是自己的，别人是个什么压根儿不管。这大约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轻率从事的缘故。但是于建国不理睬他的拐弯抹角，抓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穷追不舍。于建国问，你和汪亦适两个人，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到风雨桥头的？程先觉琢磨了一阵子才说，是他最先说出了接应地点是风雨桥，我最先提出去风雨桥。于建国问，也就是说，还是你最先提出去风雨桥？程先觉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于建国盯着程先觉说，程股长，请你再次确认，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去风雨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如果我们调查出同你的证词不相符合的事实，后果你恐怕也是清楚的。程先觉紧张了，脑门上油光闪亮。他掏出手绢，擦了脑袋又擦眼镜，过了很长时间才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最先说的，不，是我最先说的，不，我们两个都说要去风雨桥。 　　事情到了这一步，汪亦适的问题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程先觉谈过话，通过上级组织协调，于建国又到三十里铺，找正在司法机关接受审查的郑霍山和李开基谈话。这回，郑霍山也说了一半实话。郑霍山说，那天晚上，汪亦适找到我，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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