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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七

  江淮“皇协军”二团团长常相知有一天终于想起来他为什么老是看着夏侯舒城面熟了。

  在前年的枣儿庄战役中,由于守军师长石得法畏敌,作战不力,麒麟河阵地失守,造成全线被动。为了严肃军纪、建立死战决心,战地一名沈姓少将执法官带着督战队,抱着机关枪,四处追缉石得法。石得法恐慌至极,最后逃入李宇煌官邸,李夫人也出面说情。但姓沈的执法官绝不通融,率领督战队将李宇煌官邸包围起来,架起了机关枪,声称不将石得法绳之以法,绝不离开。后来李宇煌只好亲自出面劝解,向姓沈的讲了许多好话,说石得法放弃麒麟河阵地固然失职,却也是因为日军攻势太猛,若不撤退,将全军覆没,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姓沈的执法官余怒未消,手擎一把大刀喝道,“身为国军将校,危难之际,应与阵地共存亡。长官赋予我战地执法之责任,今遇临阵脱逃者,正可以石得法之血祭我执法之器,长官姑息养奸,既然不能斩杀石得法,沈某失职,无颜人间,以死谢罪!”

  那时候常相知还没有投降日本人,还在李宇煌的部队里当营长,当时也在李宇煌官邸外围。他亲眼看见了那位沈姓执法官把一柄战刀横向自己的脖颈处,是李长官亲自扑上去夺下了沈姓执法官的战刀,并喝令卫兵扭住沈姓执法官。扭斗中姓沈的大呼,“人人苟且,国家安在!石得法不死,勇者无楷模,懦者无顾忌,官无借鉴,军无斗志!今不除之,沈某难消心头大恨!”说完,又拔出佩剑,刺向自己的喉咙。卫兵再次同执法官扭成一团。

  最后李长官只好皱着眉头向执法官表态,打完枣儿庄战役,一定把石得法交出来,执法官这才悻悻住手。

  那天动静很大,石得法的残兵败将虽然在李长官的官邸附近,仍如惊弓之鸟。常相知只是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因为此后不久常相知等人就投降了日军,至于石得法到底有没有伏法,那位执法官到底有

  没有追究到底,常相知就不得而知了。

  常相知终于明白自己在疑惑什么了。他越来越觉得,日本人扶植起来的汉奸市长夏侯舒城很像当年那位战地执法官。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冷汗潸然。一种可能是,连执法官那样坚决抗日的人都成了日军的鹰犬,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救吗?第二种可能是执法官隐蔽了身份,打进了日酋身边。果真如此,陆安州势必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坍半壁河山。

  常相知觉得夏侯舒城像那个姓沈的执法官,主要是从身材形状上的大致判断,因为姓沈的追缉石得法那天,常相知并没有近距离地观察,而是远远地见过他的身影,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凛然的正气。他甚至连执法官的脸部都没有看清,但是几年来他的脑子里却始终储存着一双眼睛,那目光深沉、锐利、坚硬,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杀伤力。

  这以后,常相知开始留意夏侯舒城了,譬如到模范区桃花坞参观的时候,或者松冈组织鬼子和“皇协人员”一起行动的时候。

  自从把“皇协军”团以上军官的眷属“保护”在桃花坞之后,常相知也经常到桃花坞去,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在那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如今过起了被人照顾的日子,使唤起了丫环佣人,却又诚惶诚恐。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明白一些事理,常常告诫常相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卖国求荣的事情不能干,日本人在中国长不了,做事不能做绝了。这些话听着刺耳,但是越刺耳也就越能触到常相知的痛处。常相知说,“我何尝不知道当汉奸没有好下场,可依眼下情形,斗不过日本人,也只能顺其自然。”

  老父听了,每每不语,眼睛里却闪烁着惶惑神情。

  常相知的妻子宫钰梅是宫临济的堂妹,出身苏北书香门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她也常常劝常相知,不能跟鬼子一条黑道走到底,遭人唾骂,生不如死。常相知每来到桃花坞一次,也就增加了一分惶恐,天伦之乐没有多少乐头,反而搞得心乱如麻。这个汉奸是越来越难当了。可是如果马上反正,他又找不到出路,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汉奸军官最后到底是个什么下场。

  不久,“皇协军”部队里传出各种传说,说松冈大佐为了防止“皇协军”兵变,已经作出一个名称为“网雀”的计划,军官们分析,这是取意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要层层防范“皇协军”了。同时,在基层官兵中,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抗日的宣传品。那篇署名“陆安州人”的《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更是不胫而走——

  封建之朝廷,腐败之政府,专制之军阀,卖国之蠹虫,都将成为过眼烟云。而国家永存,民族永存,家园永存,人民永存。我陆安州中央军部队,新四军部队和一切地方武装部队,也包括栖身在日寇魔窟里的伪职武装,无论政见如何分野,无论过去多少前嫌,无论当前几许困苦,应谨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之第一身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抵御倭寇。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

  这些油印的宣传品就像安了翅膀,在“皇协军”部队的各个角落里飞来飞去。宫临济心惊肉跳,一筹莫展。搜吧,不敢明目张胆地搜,日本人的各种“亲善”组织和形形色色的“亲善人员”就像鱼网的网坠隐蔽在营区,那些鹰隼一样的眼睛和猎犬一样的鼻子正在亢奋地四处搜寻。如果“皇协军”自己查了,则正中其下怀,给他们以口实,他们就能趁机把“皇协军”翻个底儿朝天。不查吧,这些宣传品极有煽动力,有些士兵和基层军官不仅收藏传播,而且转抄复制,如果任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宫临济专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绝密的会议,专门研究对付抗日宣传品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既然已经投降,就应该向日本人示忠,否则爹不养娘不抱,前途凶险;有的认为人心难收,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要激怒基层官兵,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认为眷属多在日本人手中,凡事还得看日本人脸色,现在军营大量流行抗日宣传品,这件事情倘若被松冈大佐和原信少佐知道了,凶多吉少;有的认为,不如自行解决,抓住复制和传播宣传品的骨干分子,交给日军处置,以争取主动,等等。

  这个会开了一个上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开到最后也没有开出个结果。宫临济现在已经感到,他的这支队伍已经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那就是人心散了。这是过去很少遇到的问题,想当初拉队伍的时候,何其艰难,只要有口饭吃,有裤子穿,就能把弟兄们招呼到一起,当官的说跟谁打就跟谁打。现在不光有饭吃,还有肉吃,不光有裤子穿,还有褂子穿,可是弟兄们也比过去动脑筋了。毕竟,当汉奸跟当军阀还是不一样的。宫临济掂来掂去,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捂住不说,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暗中控制,表面则不见波澜。但是宫临济又说了,如果有可靠的投奔对象,可以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将部队陆续拉走一部分,在彼处稳住阵脚之后,再图大计。

  因为这个绝密会是在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开的,所以后来日军宪兵大队在对“皇协军”秘密调查的时候,就把这次会议命名为“二·二七会议”,作为“皇协军”哗变的最早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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