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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那时你跟他就有共同语言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赶紧轻轻一笑,以减轻那话的分量。说话刻薄不计后果是我的诸多毛病之一,母亲针对此一再告诫过我,凡事,要紧动脑子慢张嘴。其实,我并不对所有人刻薄,只对亲人、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而现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为亲人吗?幸而我的话没造成什么后果,不知是由于他的宽容还是木。接着我的话,他道:

  “对,跟当官的不交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其实,我觉着,交朋友,合得来合不来,是主要的;至于他是不是官……”

  他对这个题目却并无兴趣做进一步探讨,把话题转到了话题的开头,显然那才是他当前心中的中心。“这回精简,我们部编制减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长十一月二十四号到点儿,能空出一个位置,就这一个位置,十八双眼睛盯着,论工作能力,论水平资历,我在这十八个人之首,可是,”他摇头,脸上露出悲愤,“我不怨我干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够,只怨我没有一个当红军的爸爸。你说我爸爸他当年怎么就知道打鱼?哪怕帮红军拉拉纤、送个人儿呢!”

  “其实,到地方干也不错,趁着相对年轻。部队终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当了副部长又怎样,还不是得走?”他眼盯着桌上的某个点,不吭,目光沉郁;于是我知道下错了药,试着换一个方向,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就是个机会问题,只要有了机会——”

  “让我当总长,当总理,都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幽默是开玩笑,抬头看他,同时心里都想好了怎么附和两句,凑凑趣,却发现对面那张肉脸异常的认真严肃:“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你一个奇迹!”

  我还能再说什么?两个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过“说”来沟通来达到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发现根本就达不到“共同”,还有什么心情再说?就好比买卖双方侃价,买方说一百,卖方说一百万,差距这么大,这买卖哪里还能谈得下去?只有免谈。吃完饭,我抢着洗碗,让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厨房门口跟我说话,不知是出于礼节,还是意犹未尽。

  “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我一下子又有了点情绪。“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什么都不是,家里也穷得要命,所有人都说她不配我。她爸妈生病,挂号,取药,是我;换煤气罐,是我。她家里电视机,都是我买的。……她脾气不好,上来一阵儿,跟疯子似的,逮着什么摔什么。……动不动就回她爸妈家住,有一年春节都不回来,这人冷得很。……有一个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过三回。”说到这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你以为他是真对你好?不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吗?男人我还不知道?其实她并不漂亮,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瘦得什么似的,小脸儿蜡黄,没胸。那时候,除了我,谁能跟她结婚?都是玩玩罢了。我现在怀疑,我不是她的第一个。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来例假了……”

  他讲得拉杂,不连贯,一件事没说完,还没结论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许是积怨太多,一件事顶着一件事自动向外涌,容不得他说详细说条理,以至都讲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也没能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她”在我脑子里也始终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还是得说,他是好人,无论按什么样的标准界定。他对我也很有诚意。按说,按照预先打算的说,这桩婚姻应该没问题了,好人,又有房子,还要什么?可是事到临头方才发现,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体起来,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点,平庸一点,没多大出息,这些我都想到了,都预备接受,就是没想到他会是个心胸狭窄又自以为是的怨妇。噢不,怨夫。与一个怨夫结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这个襟怀有这个能力吗?雁南说:婚姻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样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可是,次,次到什么程度方是底线?

  那天,我正坐在医院单身宿舍的床上看书,雁南拿来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卫生员,负责妇产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问雁南:“怎么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这是一份详尽的军队干部履历表,详尽到一次口头嘉奖都未被遗漏,写了一页纸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词是: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钟过后,我抬起头来,问:“怎么回事?”“还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给他回封信!”“我回?”“你起个草,叫小梅抄。”“包办婚姻啊。”“是恋爱!”“恋爱?”我抖着两页单薄的履历表。“韩琳,别太挑剔了,头一封信,还能怎么样?再说,小梅今年肯定复员,她不愿意在农村找,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对她已经是不容易了。帮帮忙,嗯?”随手又递过一张照片,青年军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张没有特点的脸。雁南站一边当解说员:这人是个汽车排长,家跟小梅一个村,不过以前不认识,两家老人牵的线……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竖在脸对面开始写回信。尽管回信的内容也是一份履历表——小梅的履历表——但比对方开的那份要自然丰满生动多了;也写了一页纸零三行——这些细节很重要;信末尾的祝词朴实热情而不失分寸:祝你好。雁南看完后一个劲儿地表扬我:“韩琳,你是真聪明!”我谦虚道:“聪明是不幸的源泉。”雁南没领会出这谦虚,反点头表示了同意:“言之有理。最近我老是想,要是小梅一直在他们家乡里一直没有出来,压根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可能反倒好些。”

  我和雁南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农村待过,每年夏秋两季助农劳动,干几天就走。我们心目中的农村便是小说《艳阳天》里的农村,处处是爱情、露珠和绿。可一到了小梅嘴里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她十岁退学下地干活时一天挣六分,合不到两毛钱。我们诧异十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她说成年妇女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除了犁地之外,和大老爷们儿干一样的活儿。一年里最累人的是秋收,收地瓜。那活急,要倒地种麦子。刨完了就地切,就地晒,晒成瓜干,逢下雨半夜也得爬起来抢收。地瓜是她家乡的主食,一年得吃大半年瓜干,吃苞米面是改善生活,白面过年才能吃上,大米见不着。农民不种什么就不吃什么。山区缺水。秋收时她最怵的就是切地瓜干,拿着小木板拿着刀,蹲在地里边切边向前赶。这种活儿都是包件,干一垄四分,谁也不敢怠慢。一天下来,两腿哆嗦得站不住,晚上睡觉疼得爬不上炕,得靠哥哥抱上去。哥哥比她大三岁,看她累成这样,心疼得直哭,几次闹着退学跟她一块干活帮家里,娘不准。娘说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供他上学,他是男孩子,他不能跟他爹似的一辈子在地里做死,累死,穷死。爹四十不到就死了,娘跟他苦了二十年,到头来还得自己拉扯三个孩子。小梅还有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弟弟也上学。娘是个有见识的人。她和娘养活着他们兄弟俩,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多苦多累,心里自豪。小梅说现在说这些真觉着像在做梦。人哪,真是怪物,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享不了的福。现在医院里的人整天闹着给食堂提意见,不是嫌菜的花样少就是嫌菜不中吃。“我们那阵儿,哪有菜吃?有菜没有油炒啊!豆油舍不得吃,得留着夜里点灯用,芝麻油那么一点点当什么用?一天三顿吃咸菜,能下饭就行。下来红萝卜了,腌上。吃着红萝卜,青萝卜又下来了,再腌上。赶红萝卜吃完了青萝卜就腌成了,这时再把白菜帮子腌上。一茬接一茬地腌,一茬接一茬地吃。有的家连咸菜也不叫随便吃,为省粮食。……”

  “唉,算了,不说这些了。看这,小梅,同类项合并完了,再往下呢?”

  我一直在辅导小梅数学,我和雁南计划帮她考上护校。新规定战士提干必须经过院校学习。小梅不愿意复员。她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并处处事事模仿。我们吃苹果削皮儿,她也削;我们睡前要洗洗换换,她便也洗也换;我们不吃肥肉她便也不吃,尽管她爱吃。其中最热衷于模仿我们的事是说普通话。小梅的家乡话口音很重,“哥”念“果”,“做”念“揍”,“耳”念“乐”。小学校的老师上语文课比别处老师须多费一道工序:耳,耳,“乐朵”的乐——如同用国语注释外文。小梅来后一年家乡口音就听不出多少了。她其实挺聪明。小梅的变化引起了教导员的注意,教导员认为农村孩子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本人即是保持本色的榜样,离家乡十多年了,一口胶东腔仍是纯洁无瑕。一次他们科春节晚会他独唱《北风吹》,回到宿舍后雁南直着脖子学给我听:“跛风那国催……”笑得我差点肠梗阻。教导员责成雁南对小梅进行批评帮助。小梅要入党要提干,政治经济命脉都攥在教导员手中,雁南便找小梅谈了。

  “小梅,你们家乡话,好不好听?”雁南怎么也曲里拐弯起来了?

  “好听什么?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叹口气,没滋没味地又问:“是吗?怎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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