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王安忆 > 叔叔的故事 | 上页 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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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隔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道“渴啊,渴”的。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

  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我无忧无虑,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六零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

  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了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流传,说我们校里有一名右派,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一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来,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作子弹,射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

  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革命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只留在我们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知道,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素。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乡了,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们,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干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

  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好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干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了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市的老师,是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可做。其中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情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情爱关系,就像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妻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与一个飘泊的外乡人的情爱关系。这三重关系绞合在一起,可写出深刻的人性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既有待定的现实性又有永恒的人类性。这样的故事,叔叔已经写过了,而且不止一篇。这些篇章感动人心,脍炙人口,流传极广,使叔叔极负盛名,引起许多爱好文学或者不怎么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崇拜。

  关于叔叔的婚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目,于是便也是流言最多的一个题目了。有人说那女学生痴情到了万般无奈,深夜敲门,而叔叔由于右派的阴影,只得压抑人性,将其拒绝,内心却痛苦得不行。那女学生坚定不移,不顾家人的阻挠,心诚石开,终于做成了这桩好事。有人说事情恰好倒过来,是那老师天天要学生去屋里补课,大冷的天,学生握不住笔,他就替学生暖手;另有一个版本是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助学生纠正指法。最客观的一种说法是:那女孩并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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