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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醇王认真听着两位军机大臣的话,心里在默默地思量着:以新举人的姓为赌博,真正反感的也只有翁同龢这样的书呆子,要说这犯了多大的罪过也说不上。粤省的百姓既然乐意赌这个,赌赌又何妨 ?最主要的是可以从中抽税。平素要百姓出一个子儿,好比割他们身上的一块肉,用这个办法来抽税,他们倒情愿捐输。现在筹集银钱太难了,也怪不得出此下策,眼下办海军衙门第一件难事不就是银钱吗 ?张之洞这样做,要是我做粤督说不定也会这样做,至于太后,也不会把几个举人的姓看得那样重,不赞成闱赌,无非是有先帝的禁令在罢了。既然那不是先帝的朱批,而是肃顺的伪冒,太后脑中的怒火还不知如何烧哩,她哪里还会去计较什么斯文扫地之类陈词滥调!不妨卖个面子给这两个老头子,让他们去监督张之洞每年带头捐银子是挺重要的。想到这里,醇王态度持重地说:“张之洞用抽闱赌的税来办自强大事,居心虽好,但手法却嫌卑下了点,怪不得引起不少的纠弹,太后也不太赞成。我能知他的心情,也想成全他这番苦心,情愿冒犯太后一下,也要去替他说说情。只是方才张中堂说的,张之洞今后每年捐献三十万给海军衙门,为各省带个头,这件事他一定要说到做到。”

  张之万心里想:我刚才明明说的是二十万,醇王怎么说三十万呢?是听错了,还是借机多要十万?他也不敢提出来纠正,生怕醇王不高兴,多十万就十万吧,只要这事能让张之洞去做就得了!

  张之万忙说:“张之洞一定会感激王爷成全他的大恩大德,至于每年捐三十万,老臣想他一定会做到的。这三十万留在广东是办自强大事,捐给海军衙门,不更是自强大事吗 ?这个道理,张之洞是会明白的。”

  “正是这个话。”

  说着,醇王站了起来,张之万、阎敬铭见目的已达到,也赶紧起身告辞。

  慈禧得知禁止闱赌的朱批是肃顺的代笔真相后,立即改变了对此事的态度,高鸿渐、莫吉文等人的折子也便悄无声息地淹没了。其他一些善观风向伺机而动的台谏言官,见高、莫等人的折子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拟好的纠弹奏章也不再上了。一场即将掀起的滔天风浪,也就这样转眼间平息下来。

  一个月后,杨锐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广州。虽说离京前,由张仁权通过户部电报房,已将京师的情况告诉了张之洞,但在杨锐抵穗的当天下午,他们还是立即见了面。张之洞需要从学生的口中得知更为详细的内容,尤其需要杨锐谈谈与张之万、阎敬铭及通过两位军机转述的醇王的一切言谈。他还想了解杨锐所感受到的京城里的其他种种。

  杨锐将自己在京师近一个月的全部活动,向老师作了禀报,又特别将两位老中堂的临别之话作了复述。张之万要杨锐告诉堂弟:开闱赌虽出于万不得已,然此等易招谤潴的事还是以少做或不做为好。此次倘不是阎丹老查出朱批的真相,即便醇王有意护卫,太后那一关也不易过。用三十万两银子买醇王的大驾,代价虽然大了些,但闱赌每年可收入九十余万,除去三十万,尚可余六十余万,划得来。且海军衙门一旦办事,“各省协饷”必定逃不脱,不如主动带头,在太后、醇王面前博得好感,在朝野上下赢得好名声,权衡之后,当知利大于弊。

  老哥的这段告诫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前几天得知闱赌风波平安度过后,赵茂昌又兴致勃勃地向张之洞提出另一条生财之道。

  海外吕宋国盛行一种赌博,这种赌博的名称叫买白鸽票。白鸽票分为全票、半票、小票等多种,全票一张六元,共卖去四万张,得二十四万元,国王从中抽出四万八。半票一张三元,也卖四万张,得十二万元,国王从中抽出二万四。小票一张一元,也卖四万张,得四万元,国王从中抽出八千。国王每次从全、半、小票中共净得八万元。每月初一卖票,三十日开彩。国王亲自主持,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国王座位左右两边各置一大桶,每个桶内有四万张筹码,内中载明头彩、二彩、三彩一直到十彩。其中全票头彩一人,中者得六万元,二彩一人,中者三万元,三彩一人,中者一万元。以下各彩依次递减,中彩人员也增多,到最末等人员最多,中者得钱最小,为十元。半票、小票也一样,只是得钱分别为全票的一半及六分之一。吕宋国王每月从彩票得银八万元,一年得银九十六万元,成为全年收入中的一大宗。福建有商人专做这种生意,从吕宋国贩票进来,在福建城乡卖。若有得中的,商人取去十分之二,十分之八归买主。近来,此风已蔓至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赵茂昌建议,广东可以将吕宋国这种彩票照搬过来,不成问题。赵茂昌这番话说得张之洞心动了。

  听了杨锐转达过来的老哥的告诫后,他决定白鸽票之事至少暂时不能启动。闱赌毕竟是一桩在粤省流行多年的旧事,且办理的人是商人,官府不过抽税而已,若按赵茂昌所说由粤督出面主办白鸽票,那我张之洞不将成了专办赌局的总督,授人的口实就大了。这事且待以后再说吧!

  杨锐还转达了阎敬铭的一番话。阎敬铭说,自强实业是一桩大好事,这正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生前想办而没有办成大结果的事业。现在李少荃、刘坤一等人正在继承着,但也尚未见大成效。办自强实业一靠实力、二靠人才,李少荃这些年来之所以

  做得像模像样,就是靠的这两个方面。当年曾文正公手下有个奇人,名叫徐寿,安庆内军械所造的第一艘汽轮机“黄鹄”号就出自此人之手,且人品操守也好,极受曾文正公的器重。徐寿有个儿子叫徐建寅,其才不亚于父亲,又出过洋精通洋文。本拟请徐建寅去两广幕府,但他正守父丧,不宜办公事。徐建寅推荐他的一个朋友蔡锡勇。蔡锡勇同治十三年在广州同文馆肄业。光绪元年由总署咨送广东差委。不久,由出使大臣陈兰彬携带出洋,派充驻美翻译,又升任驻日参赞。光绪八年,因父死回福建原籍守制。蔡锡勇人品端方,西学精湛,正当盛年,是个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上个月三年守制期满,正在漳州府等待复出。望迅速派人去漳州,用重金聘过来。阎敬铭还语重心长地叫杨锐转达一句话: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事业的成与否,千条原因,万般机奥,最后都落在“人才”二字上。曾文正公、胡文忠公之所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会用人这一点上强过别人罢了。

  阎敬铭的这番话更给张之洞以重大启示。他当即要杨锐休息几天后,即赴福建漳州,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克服,不管蔡锡勇提什么条件都满口答应,一句话,务必把此人请到广州。

  杨锐为老师的这番爱惜人才的激情所感动,说:“我年纪轻轻的,不需要休息,明天做点准备,后天我就去吧!”

  半个月后,杨锐果然将蔡锡勇带到两广总督衙门。张之洞见蔡锡勇端端正正的五官、文文雅雅的举止,满心欢喜。简短地交谈几句后,他知道蔡锡勇字毅若,今年三十五岁,有一妻一子和一位七十余岁的老母,现都暂住漳州府老家,待这里安顿下来后再来广州。又知蔡锡勇精通英文和日文,对机器制造、采矿炼铁等学问都有研究。张之洞高兴地说:“我这里有一位辜鸿铭是你的同乡,他也懂得好几国洋文,对洋学问也有研究,你们今后

  可以用洋话讨论洋学问,彼此都不孤寂了。”

  蔡锡勇说:“早就听说福建出了奇人辜鸿铭,只因他一直在南洋,不能见面,想不到也在大帅的府里,真是难得。”

  张之洞笑着说:“我这里不仅有懂洋文的辜鸿铭,还有对老祖宗传下的学问钻研深透的梁鼎芬,更有胸怀绝学才可济世的桑治平,还有能办事的赵茂昌。接你的杨锐年纪虽轻,你也不能小看他,日后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说得杨锐在一旁不好意思起来:“恩师言重了,我哪里是栋梁之材。中国的学问,只略微懂一点,洋人的学问一窍不通。蔡先生、辜先生才是真正有用的大才哩!”

  张之洞说:“洋学问重要,中国的学问也重要。只是眼下懂中国学问的多,懂洋学问的人少罢了。我们要有十个八个毅若、汤生这样的人,办起自强实业就顺畅多了。”

  “这个不难。”蔡锡勇说,“我认识一些有真实学问的洋人,可以通过他们招聘一批洋技师来,马尾造船厂里就有五六个法国技师。”

  “行。”张之洞说,“确有真才实学,薪水高点也不妨。”

  “大人,还有一条招致人才的路子。”

  “什么路子,你说说。”张之洞以极大的兴趣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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