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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桑治平端起茶碗来不做声,慢慢地喝了几口茶,放下茶碗后,从从容容地开了口:“大清国曾有过康、雍、乾三朝的兴旺时期,祖孙三代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可比汉唐的文景、贞观、开元、天宝,而为期之长,又要过之,实为难得。但自从嘉庆初年白莲教闹事以来,朝野就再也没安定过,国势颓败的趋势,从那以后,再也不能遏止。特别是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以来,战火不息,国无宁日。先是太平军在广西起事,一直打到江宁,十三四年间朝廷和太平军打来杀去,把个锦绣江南毁得如同废墟一般,这中间还杂夹着天地会、三合会、捻子等一起哄闹,直到同治七年捻子全部平息之后,才算透过一口气来。但西北一带回民的骚乱却并没停止,等到前几年左宗棠的大军从关外班师回朝,西北的乱事才可谓勉强止住。看起来西北一隅之乱不关中原大局,其实,源源不绝的粮饷都是从中原运过去的,在西北打仗,与在中原相差不多。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个英法联军打进北京,都城沦陷,皇上北逃。如果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纲纪混乱人心浮动这些老话,来套这四十年来的现况,的确一点不过分。香涛兄,这就是你这个山西巡抚所处的大的时势背景。”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都对。我们是生在乱世,我做的是乱世官,乱世中的老百姓都不好做,想要做有所作为官就更难了。”

  “这是从国势的大处而言,若从小处山西一省而言,情况大体差不多。”桑治平继续说下去,“山西那块地方,十多年前我去过,我由娘子关入的境,一路东看西问地进了太原府。在城里住了半个月,再南下,由榆次到太谷,再到祁县、平遥,经洪洞到临汾,最后过中条山进入河南,去访孟津古渡,渑池旧盟。我在山西省足足盘桓了一个半月。”

  听说桑治平有这段经历,张之洞兴奋起来,越发感到此去山西非要将他请去不可。

  “山西贫苦,但更复杂。”桑治平继续说下去,“那时是赵长龄在做巡抚,我沿途所见莫不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沿途所闻莫不是呻吟哭泣怨声载道,到处听说有绿林响马在打家劫舍。过中条山时,我亲眼见到几处啸聚山林的强人,每一处都有两三百人之多,一个个衣衫褴褛而又面色凶恶,真使人又悯又恨。当时,江南还未完全平静,安徽、河南又闹捻子,山西号称完富之省。其实,既不完更不富,内部都朽烂了。只是那些做官的要保住自己的顶子,报喜不报忧,太后、皇上坐在紫禁城里,哪里知道他的三晋子民正在饥寒交迫之中哩。前几年山西大旱灾,据说王粲笔下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又出现了。这两年可能有所好转,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香涛兄,你这差使领的不是地方呀!”

  张之洞在桑家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桑治平说的山西省的情形固然是事实,但其他各省又比山西强得多少呢?湖北虽称粮仓,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但做过三年湖北学政的张之洞非常清楚,经过前些年湘军和太平军的混战,湖北元气大伤,不但年年不熟,即使偶尔有一年熟了,连湖北本省民众都不能满足,何况天下!四川也比湖北好不了多少。天府之国的钱粮,因江南战事淘空得差不多了。至于吏治的腐败,官民之间对立的情绪,东乡之案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要想做一个轻松太平的巡抚,眼下十八省怕是找不出一个省来。

  张之洞苦笑着说:“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贫瘠,我也只得去赴任了。”

  “我帮你出个主意,可以让你躲开这个差使,另谋优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着。

  “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为由,请假三个月,礼部侍郎王世民已病人膏肓,大概在这一两月内便会出缺。那时你再请醇王帮帮忙,调一调,不去太原,而补王世民的缺。如此,则可免去一项苦差而获得一优缺。你数任学使学政,一向以词臣言官闻名于世,补礼部的缺,正可谓人地两宜,今后仍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张之洞正色道,“古人云,士大夫于进退之处,当谨慎自重。我张之洞一生清白狷介,于自身进退之处光明磊落,不愿也不屑于玩弄此等小伎俩。上个月醇王召见我,问我若有巡抚与侍郎两者可选的话选何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选巡抚。不是不知道巡抚苦累而侍郎优裕,乃是愿为国为民做几件实事。早在进翰苑之初,我就对子青老哥说过:平生志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娱有余,若幸而有几篇诗文做得好的话,不仅可享誉当时,还有可能传名后世,但究竟于国于民实效不大。倘是命运不济,不得实职,也只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后、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抚,且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岂可因所赴之地贫瘠艰难而止步?仲子兄,实话对你说,只要能为山西百姓办成几桩实事,给山西百姓带来实惠,我日后就是累死于三晋,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

  “好,志气可嘉!”桑治平击掌赞道,“香涛兄之志与桑某不谋而合,刚才的话,不过戏言耳,请万勿记在心上。关于履任后的打算,你有没有好好想过?”

  “实话告诉你吧,我奉旨才几天,内人便因难产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乱,故这一个多月来根本无心思考履任后的打算,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这话后,桑治平心头一沉:人生祸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这等不幸之事几句安慰话并无补益,不如不说,只以沉默来表示心中的同情。

  过了好长时间,桑治平才开口:“陶渊明说得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嫂夫人该去就让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该做的事也还得要去做!”

  “也只能这样想了。”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句。

  “你请我出来为你佐幕,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须坦诚相待。我要对你说句老实话,我这二十年来差不多已抛开了儒学,我习的乃是杂学,兵家、阴阳、墨、道一并看重,尤重管学即管子之学,爱读《盐铁论》,奉管子、桑弘羊为宗师。从名教角度来看,我乃野狐禅一类,不为正统士人所齿。你是清流名士,或许难于接受,与其日后不欢而散,不如今日先挑个明白,行则共事,不行则各不相干。”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圣人名教为性命的张之洞,乍一听到这番话,颇出意外。不过,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迂腐理学家,稍停一会儿,他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创平准均输良法,都是一时之大才,奉管、桑为师,也并非不好。你不妨详细说说你的看法。”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变,近两千年来的一家独霸,这对巩固皇权统一人心或许有利,但却扼杀学术压制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发展到后来成了一门空疏之学,虚伪之学,与孔子当年的学说相差甚远,与国计民生更是毫无联系。依我看,中国沦落到今天国弱民贫的境地,寻根溯源,便要追寻到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霸道国策上去。”

  张之洞用心听着这位隐逸者的独特议论,注意到他并没有攻击孔子的学说,只是指责西汉以后的儒家学派,这与全盘否定周公孔孟还是有区别的。

  “天底下国与民的事,《管子》一书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一部《管子》反复陈述的就是这几层意义,而这几层意义则揭开治国治民全部奥秘。也就是说,为政者的所有作为,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实到百姓的头上,即使百姓快乐。快乐在于富有,富有在于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礼节荣辱。而二千年来的所谓儒学只讲礼节荣辱,不讲衣食财富,完全颠倒了本末。香涛兄,在我看来,中国之误,误在从政者只重虚不重实,只重末不重本。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又如何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张之洞心想:他的话虽然偏颇了些,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士人的兴趣确实重在礼义廉耻上,对农工商不屑于过问,特别是宋明以来,更大谈心性命理等等,越谈越玄,越谈越空,故后人批评宋明亡国就亡在空谈上。诚如管子所说的,礼节荣辱建立在仓廪衣食上,尤其是乡间农夫市井小贩,他们不懂诗书胸无大志,吃饱穿暖才是他们的追求。过去做学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们都衣食无忧,自然有心思谈礼节谈荣辱。现在去做巡抚,钱粮赋税肃匪办案,桩桩件件都是与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温饱,巡抚又怎能不去关心他们的温饱?

  想到这里,张之洞说:“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话极有道理。做牧民之官,应时时记取这两句话,让百姓足衣足食。其实,圣人之教也很注重这方面,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讲为政者当顺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洽平面露欣色说:“香涛兄果然是明理达事的人,如此说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应重在为百姓谋实利,也就是说为百姓的丰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时间,使三晋百姓富足起来,如此你张香涛才是一个好巡抚;至于具体如何富民裕民,到达山西后再从容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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