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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杨士琦跨前一步,张一麟、夏寿田紧随在后,走到杨度的面前。杨士琦大声说:“国史馆杨副馆长接令。”

  杨度一听,不自觉地双腿跪下,就像当年臣子恭接圣旨似的。

  杨士琦展开策令,朗声念道:“国史馆副馆长杨度多年来勤劳国事,研习宪政,于国于民,多有贡献。兹特授该副馆长勋四位,并颁赠‘旷代逸才’匾额一方,以酬劳勋而策激励。此令。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

  杨士琦念完后,弯下腰来双手扶起杨度,满面堆笑地说:“皙子,恭喜你了。大总统亲笔题赠匾额给你,这在民国尚是没有先例的事。用一句前清老话来说,这真正叫做异数殊恩啊!”

  说罢打着哈哈笑起来。

  杨度望着杨士琦干瘦的黑脸上浮起的奸笑,想起他在袁世凯的面前进谗言,坏了自己国务卿美梦的往事,心里顿起厌恶,暗暗地说:杨士琦,想不到也有你到我面前来送匾的一天吧,有朝一日我做了宰相的话,连个侍郎都不会给你!

  想到这里,他昂起头来傲然地说:“杨左丞,辛苦你了,就请你将大总统的这方匾挂在我的厅堂正方吧!”

  说完也不理他,亲热地和张一麟、夏寿田打起招呼来。

  杨士琦心里虽不是味道,见袁世凯如此器重他,也不便得罪,便命令抬匾的人进厅堂挂匾。他略为坐了一下,自觉趣味不大,便拉着张一麟先告辞出门。杨度留下夏寿田,细问袁世凯赠匾的原由。

  原来,袁克定将《君宪救国论》拿走后,马上呈送给父亲。袁世凯将这篇万言策论仔细地读了一遍,激赏不已。杨度说出了他心底里想要说的话。他要说的话,一则不能说出,二来也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在杨度的笔下,理论充足,说服力强,堂堂皇皇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他当即决定由段芝贵在武汉印二万份,装订成小册子,县以上的官员人手一册,并由政事堂发个秘密通令,命令他们好好研读,写出读后体会,上交给各省巡按使,由各省巡按使再将情况综合上报政事堂。为了表彰杨度所做的贡献,除特授勋四位外,袁世凯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命政事堂制成大匾颁赠。

  袁世凯自知书读得不好,轻易不舞文弄墨,但偶尔灵感来了,也有惊人之作。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费县有个年轻的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病,后来病势日趋沉重,只剩奄奄一息了。这个女子决定与丈夫一起去死,便吞下金块。第二天女子死了,却不料丈夫从那天起病情大为好转以至于痊愈。这位年轻女子的事迹被乡民四处传扬,地方官又上报省城。袁世凯得知后也颇为感慨,心里寻思着要为她挂一块匾,遂叫身边的幕僚们拟字。幕僚们拟了三四条,都是些陈言套话,他不满意。最后,他自己提起笔来,写下“一死回天”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确实用得好,幕僚们都自愧不如。

  袁世凯为颁赠杨度匾额的题字也想了很久。“旷代逸才”这四个字,既表达了他对杨度才学的高度赞赏,也甚合杨度此时国史馆副馆长的身份。

  杨度望着经过修整加漆而变得颇为大方庄重的这四个大字,心情很是激动。他感激袁世凯对他的《君宪救国论》的高度评价,更从这种评价中看到未来的辉煌前景。前清时期臣子得到皇上封赏时照例要上谢恩折,而今的大总统很快就要变为皇上了,也应该以谢恩折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想到这里,杨度提起笔来写道:

  为恭达谢忱事。奉大总统策令:杨度授勋四位,给予匾额一方。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

  度猥以微材,夙承眷遇,受命于危难之际,运筹于帷幄之中,愧无管、乐之才,幸遇于唐、虞之盛,谬副史馆,方惭溺职,忽荷品题,惟祓

  饰之愈恒,实惊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寂,反躬自疾弥多;皮骨仅存,报

  国之心未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写完后,他重读一遍,自觉通篇措辞得体,只是在“所有臣感激下忱”一句上停留片刻,最后还是将“臣”划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眼前不称臣,似乎更合宜些。

  正在玩味之际,余三过来说:“有两位客人来访。”

  “是什么人?”杨度随口问。

  现在,前来道喜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聪明的人都知道,袁世凯这一空前之举,已将杨度抬到迈越一切人的地位上。杨副馆长的超擢已是迫在眉睫了。略知内情的人更清楚,杨度与袁克定之间有非同寻常的结合。这种结合,必将给未来中国以最大的影响力。所有这些人,都要赶在此刻奔趋杨府,为自己日后预留地步。想起前些年的门可罗雀到今日的门庭若市,帝王之学的传人更痛切地感受到权势的重要性。

  “皙子,老朋友来了都没有空见面了吗?”

  还没等余三来得及回答,两位客人便高声说着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两人,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

  九年前,孙毓筠因人告密,被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而感激杨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京光复,孙毓筠被释放,立即被安徽革命党人迎回皖省任都督。孙毓筠的皖督没有做多久便被免职。免职后孙毓筠来到北京,又在杨度的安排下和袁世凯见了面。袁世凯与孙家鼐很熟悉,一向对这位状元宰相表示钦佩。孙毓筠既然是孙家鼐的族孙,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他便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又加之杨度从中关说,见面交谈之后,孙毓筠便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任命孙毓筠为议长,后又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去年,孙毓筠组织宪政研究会,致力于宪政研究,与杨度往来更为密切。

  胡瑛在辛亥革命后自封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他为革命立过功,坐过牢,又口才极好,军政府对他的自封予以承认。于是二十三岁的胡瑛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后却并不剪辫子,大家很觉奇怪,问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这条辫子大有用处,说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当刺客还少不了它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巡抚。胡瑛乃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山东呆不下去,无奈只得交出鲁督一职。袁世凯把他召进北京,先任命他为陕甘经略使,后又任命他为新疆青海屯垦使,都是些徒有虚职而无实权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垦政之名再次去东瀛。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因在日本没有参与,袁世凯打发一个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胡瑛回京时,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

  胡瑛尚不到三十岁,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毓筠虽年过四十,但他平生抱负极大,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之处很多。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都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

  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有许多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中国并没有进步。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曾使他们十分失望。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

  冷寂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热心国事,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

  前天,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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