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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说罢,脸上现出很生气的神色:“我刚才的话,是向你叫苦来的吗?”

  袁世凯忙说:“范孙兄,你莫生气。我知道你长期来做学官,没有额外的进益,加之廉洁自守,日子本来就过得清贫。倘若回籍,一大家子人如何过?我虽然也罢了官,但银钱上比你好些。你不要推辞,收下吧!”

  严修敛容道:“慰庭兄,我上疏请朝廷收回成命,乞骸骨请归故里,均为道义所激,不存利害之心。你今日拿八千两银子来,硬逼我收下,岂不坏了我的清名!”

  袁世凯听了这话,只得将银票依然放进袖袋,说:“好,范孙兄,我敬重你的志向,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必太固执,哪一天生计有困难了,修一封书到洹上村来吧!”

  杨度过去只听说过严修的大名,没有见过面。今日见他这样,方知是一位捐介可敬的长者。“严大人,像您这样一位忠贞体国的贤臣,若真的也被罢官回籍的话,那朝廷算糊涂到家了。”

  严修凝视杨度片刻,缓缓地说:“皙子老弟,眼下朝廷的气候,真是阴晴难测呀!”

  一句沉重的话说一得大家都缄默起来。过一会,袁世凯对严、杨说:“克定的农工商部右承一职尚未撤掉,他还得常住北京,请二位今后多多照应。”

  严修点头。

  杨度问:“克文、克良他们呢?”

  袁世凯说:“暂时还住北京一段时期,明年秋天后再随他们的母亲一道去洹上村。”

  略停片刻,袁世凯突然问:“皙子,湘绮先生有信来吗?身体如何?”

  “上个月湘绮师来过一封信,说他依然天天抄书著述,身体也如常。”

  “皙子先生,听说令妹诗词做得很好,是个颇有名气的女才子。”严修问。

  “严大人听谁说的?舍妹不过是喜欢吟几句诗罢了,离女才子还差得远哩!”杨度笑着说。

  “皙子。”袁世凯接过话题,“说起令妹,我倒想起一件事,请你去封信问问她。”

  “什么事?”

  “令妹有曹大姑、班捷好之才,我早已闻名。”袁世凯说,“我家里女孩子多,想请一个女先生来教她们读书识字,令妹是个很合适的先生。不知她肯不肯做这个事,愿不愿意到洹上村那个冷清地方去。”

  杨度说:“这好办,我去封信问问她。她跟丈夫不很融洽,说不定她会接受的。她一向不慕热闹,冷清不冷清她不在乎。”

  袁世凯说:“那好,只要她愿意屈就,馆金我出双倍。”

  “叔姬淡于名利。只要相处得好,馆金多少她不会计较。”

  正说着说着,火车速度放慢了,窗外出现了古老的芦沟桥。

  袁世凯起身说:“芦沟桥到了,二位请下车吧!此情此谊,袁某会永远铭记的。”

  杨度、严修也起身,与袁世凯再次抱了一下肩,然后下车。袁世凯送他们到车门口。

  严修说:“慰庭兄,多多保重!”

  杨度说:“袁宫保,东山有期!”

  袁世凯拱着手说:“天气严寒逼人,二位也多多留心!”

  一会儿,车头又鸣起汽笛,继续向南驶去。杨度、严修肃立在站台上,一直到轰隆隆的响声完全消失在凛冽的北风中,才踏着积雪,缓慢地离开芦沟桥车站。

  袁世凯削职为民一事很快传到海外,海外维新党人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康有为坚信这是载沣为其兄报仇的结果,并认定载沣果毅有为,一定会继承其兄戊戌年之事业。流亡异国十多年了,终于盼到了回国做帝师的这一天。他与张之洞过去有两次交往,便从檀香山给张寄了一信,请张转交摄政王。张之洞一时看不准时局的发展趋势,把信锁进书柜,既不呈交摄政王,也不给康有为回信。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采取了行动。去年,梁启超接到了杨度为袁世凯澄清戊戌年告密一事的信,他将信将疑。不久,袁世凯在慈禧面前告了政闻社一状。慈禧愤恨,将政闻社强行解散,对其骨干严予惩处。政闻社是一部分立宪党人组成的一个以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为宗旨的团体,后台便是梁启超。袁世凯此举使梁启超甚为恼怒,他也因而彻底不相信杨度信上讲的事情。早在戊戌年时,梁便与善耆相交往。这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善耆,说“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接下来历数袁世凯甲午、戊戌、庚子等年对国家的祸害,又建议此案不要牵一连多人,同时广拔贤才,申明政纲,颁发大诏,以示朝廷励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还具体指出,大诏之语须极沉痛,务使足以感人等等。善耆看后颇为感动,将它转给载沣。载沣不予理睬。

  又有人上书,说应当给谭嗣同等六君子平反昭雪,给当年德宗之师翁同龢恢复名誉等等。载沣同意撤销对翁的处分,开复原官,算是为翁恢复了名誉。但对康、梁、谭嗣同等人则仍维持原议。张之洞悄悄把康有为的那封信烧了。

  就在这段时期里,载沣将军权掌握在皇族手里的计划次第推行。他终于敌不过额娘和六第的强悍,只能得罪福晋,把海军大臣的美差送给了洵贝勒,并打发他立即去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以便让老六增加点海军常识。接着又借三岁小儿之口,任命自己暂时代理大元帅,并先行设置军谘处,命毓朗、载涛管理。于是全国陆、海军都掌握在皇家手里了。载沣自以为军权巩固,大清帝国之皇权可以万世不易了。

  为了笼络国内的立宪党人,载沣摆出了一副热衷立宪的架势。先是仿效立宪国家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制,规定谕旨须由军机大臣署名。接下来,又特发一道谕旨,宣示决心立宪的态度。随之,各省民意机构——谘议局相继成立。不久,朝廷资政院也成立。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饬令宪政编查馆加快草拟宪法的步子。这期间,载沣又革去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允升和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载沣这些举措的目的无非是借立宪之名遮蔽天下耳目,从而保住皇族的大权不致外落。不少立宪党人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载沣是个宪政热心者,便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内请愿活动。

  先是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由,通电各省谘议局,又派人赴各地游说,不久,便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奉天、黑龙江、吉林十六个省的谘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直到国会正式成立才解散。代表们从上海北上北京,由直隶谘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都察院转呈摄政王。又遍访王公大臣,请求赞助。载沣拒绝他们的请求。这是请愿的第一次。

  过了两个月,各省谘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代表团”,推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人到各处演说鼓吹。但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十起请愿书,统统遭到载沣的冷酷拒绝。

  到了中央资政院成立的时候,请愿代表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资政院提议设立内阁,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多数议员的主张与各省谘议局一致,于是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或受谘议局的影响,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制所苦,也盼望中央有一个像样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合起来致电军机处,建议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载沣见各省督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害怕一口拒绝会引起地方上的分裂,于是接受了部分请求,下诏将九年预备期缩短,将在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之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

  这样,请愿代表团中一部分人认为朝廷接受了请愿,便不再活动了。惟有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几个议长还守着“速开国会”的宗旨不放,准备第四次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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