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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背得好,一个字都不错!”千惠子的背诵刚一结束,中山便轻轻地击掌称赞。“这是古乐府中最好的一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两句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我敬你一杯!”

  说着举起杯子来。

  “谢谢!”千惠子也举起杯子,浅浅地抿了一口,对着杨度说,“皙子先生,你说这些乐府歌辞,都是流传于巷陌之间的民歌。既是民歌,就一定可以唱。这首《长歌行》的词写得再好不过了,如果你能再教我唱,那就更好了。”

  中山说:“乐府歌辞靠古书记载,流传下来不少,但曲谱没有记上,皙子如何教你唱?”

  杨度说:“中山先生说得对,乐府曲谱大部分失传了,《长歌行》究竟怎么唱法,也无人知道了。不过,我的老师湘绮先生的如夫人早年是个歌女,也会弹古琴,她曾经演唱过古乐府中另一首《上邪》,说是从古时传下来的。她还教会了湘绮师,但湘绮师不相信《上邪》当年就是那样唱的。”

  “皙子先生,你的老师教给你了吗?”千惠子追问。

  “湘绮师仰慕孔夫子的教学方法。孔夫子教弟子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传,因而当年洙泗之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湘绮师也这样教我们,他会唱不少古曲。诵书释义之暇,就教我们唱古曲。有一次他教我们唱《上邪》,就是依如夫人莫姬所传。他唱得很动人,我们都喜欢听,也学会了。”

  千惠子高兴地说:“那就请你唱一遍吧!”

  “好!”杨度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说,“今日与中山先生初次会晤,谈笑甚欢,正如前人所说的,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与先生真正是相见恨晚,一来应千惠子小姐之请,二来为中山先生助酒兴,我杨度权且做一回李龟年,唱一首古乐歌《上邪》,博二位一笑。”

  杨度清清喉嗓,先轻哼了两句,接着便高声唱了起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歌声苍凉沉郁,高亢激越,声浪直冲屋宇,简直有一股穿云裂帛之势。千惠子听得发呆了,她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动人心魄的歌曲。杨度就这么唱一遍,她仿佛已经全记住了。

  孙中山聚精会神地听完后,说:“皙子先生多才多艺,把一首古乐歌唱得这样声情并茂,真是绝了!”

  他将酒杯端在嘴边,未及饮又感叹:“我们华夏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这首古乐歌算是一个代表,直到今天,它仍可当之无愧地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音乐一相比!”

  吃完饭后,杨度对千惠子说:“对不起,我今晚还有许多话要跟中山先生倾谈,关于古乐府的功课,下个星期再补吧!”

  千惠子笑着说:“你们谈吧,我这次是专为陪孙先生来的,功课不管。”

  碗筷刚收拾好,杨度便迫不及待地问孙中山:“你刚才说那年给李鸿章上书是幌子,其实另有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大得很。”孙中山端起茶碗,笑着说,“那一年,我和同乡好友陆皓东先在香港拟好了上李鸿章书,然后通过澳门海防同知盛宙怀写信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代我们请求谒见。我和陆皓东都是初次离开广东,要通过北上途中窥测清廷虚实。我们从广东进入湖南,经湖南到武昌,再坐船东下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一路上民穷国疲、人心浮动的现实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和陆皓东商议,都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庸碌官僚。他有本事有头脑,我们以民族大义说动他,劝他起来推翻满人,光复汉人天下。他有威望,又有军队,他只要答应,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跟他说了吗?”杨度十分佩服孙中山的胆量。他的这个举动,正是湘绮师五十年前劝曾国藩自立的重演。那是湘绮师终生引以自豪的壮举。过去的一些年月,杨度也曾想效法,却总没有找到机会,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就这样做过,真是英雄!

  “唉,不要提了。”中山放下茶碗,叹了一口气说,“那位宰相侯爷架子大得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拒不接见,只是叫手下人告诉我,出国考察农桑护照已办好,快点出国吧。我和陆皓东大为失望,连李鸿章的态度都如此,满人朝廷再无可相信的人了。最后到了北京,看到京城政治的黑暗腐败,更加深信满人气数尽了,只要再出一个洪秀全,一定可以把它推翻。”

  杨度也觉得失望。他希望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谈谈李对造反的态度,于此则可以比较曾李两师生的性格差异,也可以摸摸朝廷大员们的思想动态。

  “中山先生,据说你发起了两次武装起义,又在英国伦敦被朝廷驻英公使馆抓过,你是东京留学生眼中的传奇人物,大家都很崇拜你。我想,关于你的这些经历,一定是很有趣的故事。”

  与杨度交往的中国留学生,不论是主张革命的,还是主张立宪的,以及不问政治的,说起孙中山来,都有一种崇敬的口吻,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今天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要亲耳听听这位大革命家本人对自己不凡生涯的叙述。

  孙中山微微笑道:“大家崇拜我,这话说得客气了,我其实没有一点传奇色彩。”

  田中龟太郎提着一壶茶进来,对他们说:“千惠子和我们一起去看戏,你们在这里尽兴地谈吧!招待不周,多多原谅。”

  孙、杨忙起身致谢。送他祖孙三人出门后,关上房门继续谈下去。

  “去天津见李鸿章是春天的事。到了夏天,海战爆发,中国很快一败涂地,全国震惊,满人的虚弱也便彻底暴露在国人面前。”孙中山洪亮的嗓音略显低沉。“秋天时,我去了檀香山,向旧日亲友募捐,开始将反满复汉的大业付诸现实。那时华侨风气尚闭塞,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有我的胞兄及邓荫南等少数几个人愿意出资相助。不过我也联络到二三十个同志。于是大家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名曰兴中会的团体,以‘驱逐鞋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第二年,我们策划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开乾亨行作掩护,在广州建农学会为联络处,派邓荫南、陆皓东分主其事,我则往来省港两地,决定九月九日重阳节发动起义。谁知这天,从香港运来的六百支洋枪在海关被发现,事机泄露了,陆皓东被逮捕杀害,我则亡命日本。”

  “后来就去了欧洲,是吗?”杨度插话。

  “先是到美国。”孙中山纠正。“日本没呆多久,就去了檀香山。在檀香山遇到我在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先生,我告诉他不久会去伦敦。在檀香山住了半年,乘船赴旧金山,再由旧金山赴纽约,最后去了伦敦。我一路在华侨中鼓吹革命,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和恼怒。到了伦敦的第二天,我便去看望康德黎夫妇。这是两位极好的英国友人,他对我的革命事业很能理解。清廷决计逮捕我,但在英国的国土上,他们无权抓我,便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策。清廷驻英公使馆有个翻译也是香山人,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在我由康德黎家去寓所的途中,与我闲谈。我在异国突遇家乡人,觉得分外亲切,便兴致勃勃地与他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来到清廷公使馆门口。这时猛地冲出两个人来,将我扭进公使馆拘禁,我于是知道上当了。他们审讯我,我矢口否认。他们无法得到我的口供,准备将我引渡回国。一回国,便可杀我的头。我心里想,就这样被他们押回国杀了实在不甘心,但身陷图圈,无人援助,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康德黎先生,他可以救我,但怎样使他知道我已被公使馆囚禁的消息呢?我见与我打交道的工役是英国人,便和他用英语交谈,请他帮我发一封信给康德黎。他不敢答应,去问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认为可以。我便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康德黎。康德黎得知后,便和也曾任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孟生一起奔走营救。终于,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出面干涉了,英国记者也来公使馆采访。清廷公使馆在伦敦大街上抓人的消息便在伦敦四处传开,舆论纷纷谴责。清廷无奈,关押我一半个月后终于释放了。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杨度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杨度想,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这真是一种先天的不足。他笑道:“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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