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上(25)_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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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正在这时，他看见大坪的一角围了一堆人。有一个人站在人堆中间，高出大家一个头，像是站在凳子上，正不时地把手臂挥舞着。杨度和代懿都是好热闹的人，便朝人堆走去。　　“晳子你看，那不正是刘霖生吗？”王代懿惊奇地指着人堆中高出众人的那个人说。　　杨度一看，不错，那正是他们要找的同窗刘揆一！只见他站在一条长凳上，往日胖胖的孩子脸上流露着严肃的神色，此刻正弯腰与旁边一个年轻人在说话。　　“我们叫他一声吧！”王代懿说着便要喊。　　“慢点，看霖生说些什么。”杨度制止王代懿，牵着他的手挤进人圈中。　　“父老乡亲们！”刘揆一昂起头来，响起洪亮激越的湘潭官话，“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李君对我说，江学台已奉调即将进京，皇上要与他商议全国变法大计。” 　　“江学台一定要高升了。” 　　“皇上英明！” 　　一旁听演讲的人纷纷议论着。　　“江学台是个大有作为的好官，此番进京，皇上必定会有大的委任。百年大计，人才第一。江学台在我们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事业打开了新路子。我和李君进时务学堂还只有几天，就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新知识。我希望有志报国的年轻兄弟们，都到时务学堂去听听课。” 　　“请问，去时务学堂听课要交学费吗？”听众中有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子发问。　　“只要不住学堂里，旁听不交学费。”站在刘揆一身边的李君回答。　　“时务学堂收学生有什么要求吗？童生收不收？”又一个青年提问。　　“收。时务学堂收学生不论出身，只要有志向学，一概收。”李君又答，“秀才、举人编高班，童生编低班。” 　　杨度拉着代懿的手说：“我们走吧！” 　　“霖生就在这里，我们跟他说几句话吧！问问他是不是还回东洲。”代懿急着说。　　“还问他做什么？”杨度浅浅一笑，“他正在为时务学堂做宣传拉学生，自己还会回东洲吗？我们还是先到时务学堂去吧，晚上再去见他。” 　　位于贡院大街的时务学堂，从早到晚，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前来学堂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士子、关心国事的商贾们纷纷前来参观，本来应是安静的求学之地，实际上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这正符合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心愿。他主持时务学堂，并不是要把它办成一个纯粹的读书讲学的书院，而是把它作为宣传维新思想，发现并培育维新人才的重要阵地。他的教学方式与众不同，正正规规的讲课时间不多，演说才是他的主要内容。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札记来启发思维，传播新知。梁启超今年还只有二十六岁，热情高涨，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举措的议论，小至关于身边琐事的记载。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动辄数百上千言，常常是他的批语比札记本身还长。他很娴熟地将札记所写的内容引导到维新变法的大主题上。昨夜有个名叫蔡艮寅的邵阳籍学员交来一篇论重建海军的札记，梁启超看后大加赞赏。　　蔡艮寅字松坡，出身贫寒而异常聪慧。十三岁那年，学政江标到邵阳主持岁试，蔡艮寅的史学、词章答卷出奇的优秀，江标亲拔为秀才，又勉励他以乡先贤魏源为榜样，讲求经世之学，不可埋头试帖之中，功名不在科举。两个月前，他应考时务学堂，在高班中名列第三。梁启超认定蔡艮寅是大器之才，着意培植。他用一个通宵为蔡艮寅的札记写了一篇三千五百字的批语，超过札记一倍多。快要天亮的时候才搁笔，和衣在床上躺下。开早饭时仆役叫醒他，不到一个时辰的睡眠，他的精神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吃过早饭后，他把蔡艮寅叫到自己的备课室兼卧室里来。　　蔡艮寅小小瘦瘦的，个头不及梁启超的耳根，但举止庄重，没有通常的未成年的孩子的羞怯感，使人觉得他有一种既聪明又稳健的禀赋。梁启超十分喜爱这个年轻的学生，热情地招呼他坐下，说：“你这篇札记写得很好，不过也有不少不妥之处，我为你写了一段长批，你回去好好看看，有不同的意见，尽可以提出和我争辩。《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又说辨之弗明，弗措也。时务学堂要贯彻这种学风，师生之间要有争辩，多争辩，则必然豁朗。” 　　蔡艮寅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札记簿，说：“梁先生的批改，我一定认真研读，若有不明之处，我也会再来向先生请教。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向先生讨教几个问题，行吗？” 　　梁启超说：“当然行，你说吧！” 　　蔡艮寅扑闪着黑亮的眼睛说：“孔夫子主张大一统，因为大一统可以泯杀机，而现在朝廷却要官员们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请问梁先生，这不是与孔夫子相违背吗？” 　　梁启超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对。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是由众小国而合为大国，见之美国、英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都是这样。孔子大一统之义，正是为此而发。泰西各国，其大政皆为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这是最善之法。而中国却相反，大事如海军，则南北洋各自为政，一小小的盗案却要送到朝廷去审定，这真是笑话。中国的法律若不整顿，不徒复为十八国，甚至有可能变成四万万国，国家权力之失，莫过于此。朝廷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责之于督抚州县，希望一省一县自己去治理。” 　　蔡艮寅点头说：“梁先生是说这是朝廷无奈之法，我懂了。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孔子讥世卿制，以为它导致民权不伸，君权不伸。自秦以后废世卿而行选举之制，二权略伸，这是孔子的功劳，但流弊无穷，假使易之以泰西议院之制，则可能尽善尽美。请问梁先生，是这样的吗？” 　　粱启超微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说孔子讥世卿主选举，使君权民权略伸，但有流弊，这话就不对。凡行一制度，必须全盘实行才可，仅取其一二则不可。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怎么可以得到人才呢？至于议院之法，不必尽向西方求教，孔子在当时便已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见之于《春秋》者指不胜屈，你可将《春秋》好好读通。” 　　蔡艮寅说：“梁先生的指教我明白了。还有一事我想请问。《春秋》一书非改制之书，而是用制之书。如视其书为改制之书，视其人为改制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孔子修《春秋》乃为鉴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故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是知其为用制非改制，知其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罪我者，是罪其为改制非用制，为自用自专之人。梁先生，学生对《春秋》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 　　梁启超略作思考后说：“你的这番议论似是而非。大约《春秋》所说的制度有四种：一为周之旧制，一为三代之制，一为当时列国所沿用之旧制，一为孔子自制之制。就拿你刚才提出的讥世卿一条来说，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至于讥世卿而主选举，乃孔子所改之制。光从这个例子来看，就不能说孔子非改制之人。按照你的认识，似乎改制为可罪，这是极守旧的观念。凡制度，无所谓不能改变的。泰西人时时改制，故而强盛，中国人则终古不改，故而弱弊。本来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一日之安宁都不可得。因时改制，正是孔子的功德之处，也是《春秋》一书的精义所在。你可再读读南海先生的《孔子改制考》。” 　　师生二人说得正兴浓，仆役进来报告：“学台大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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