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45)_梁晓声

四五

　　我通过考试的事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脸上自然光彩。

　　我向他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

　　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他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

　　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

　　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我就这样成了总线长。

　　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线长”。“总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

　　我第一次被叫作“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线长是不脱产的，她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

　　四名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线长才是好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生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合暗不合，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斜刺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她们始料不及，既断了她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公敌”。当然，并没谁敢公开与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她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

　　我并没禁止她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她们改口呢？

　　四十八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地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为了防止“乡党”之产生，我将四条流水线的人员结构重新调配了一下——哪条流水线哪一个省的姑娘多，我就让来自另一个省的线长来领导。这样也就阻止了各线长对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乡情局限于乡情，而不至于演变为帮派。

　　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满。

　　我的另一种做法随即又消除了那种不满——我提议成立互助基金，带头交出了两千元钱。四名线长不得不加入，各出二百三百不等。谁家还没急需钱用的情况呢，这一提议获得了一致拥护，于是两天内集资七千余元。我宣布由大家集体制定借用条例，四名线长共同管理，我一概不过问，不干涉。线长们感到了我对她们的信任，对我的权威也开始报以维护。

　　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

　　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她来，让她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她们。

　　两个月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她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些难料的是非。

　　一日休息时，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

　　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

　　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

　　“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没听说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

　　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

　　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

　　“她那么问啥意思啊？”

　　“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亲儿子；从根上说，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不就是硬往上贴吗？”

　　“赵老二谁呀？”

　　“这……有些话不能重复，自己寻思！”

　　“噢……知道了知道了……”

　　“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杀杀西杀杀的，兴许还没来得及娶媳妇就都死了呢……”

　　“是啊，关羽的儿子就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那么死的。”

　　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

　　于是议论继续。

　　“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

　　“她们几个还想证明……”

　　“还想证明什么？”

　　“还想证明赵老二……”

　　“打住！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时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题。从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请她吃雪糕。”

　　我不得不进行阻止。再不阻止，不知她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较顺心，多挣点儿少挣点儿对我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姑娘则不然，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农村的家，都有这样那样靠钱才能解决的困难。即使只不过多挣或少挣二三百元，她们也是非常在乎的。她们中，有人的年龄实际上还没过十八岁。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家父母会舍得未成年的女儿跨省打工呢？而她们的工资，在深圳相比起来是不高的。她们却不敢轻易辞职，赵先生似乎在她们中培植了耳目；谁一有嫌工资低打算辞职的表现，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她们再找工作。

　　我也有点儿怕赵老二那厮对我来这一套。

　　第二天午休时，赵老二——不，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

　　他命我站到他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反啦，反啦，都想造我的反啊？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统统开除啊？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儿损失没有！现在的中国，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三天后车间里工人又满额了！……”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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