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23)_梁晓声

二三

　　我极度讶然。

　　他腼腆地笑。

　　我问他多大了？

　　他说已经高三上学期了。

　　我问他学习怎么样？

　　他说他爱学习，乡高中也算县里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在加强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而能编在加强班的同学都有希望考上大学。说鉴于他妈妈的情况，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学的，所以他决定参军，也许当了兵以后，还有考军校的机会……

　　他的话，是我那次神仙顶之行听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话。虽然也有无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确实的。

　　他问：“小姨，你支持我参军吗？”

　　我说：“坚决支持。真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他说：“小姨，在我家那会儿，你别生我们的气啊。我妈那样，咱们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样，当时是怕我妈犯病。我爸那样，是因为算来算去，盖房子的钱还是不太够，几天来他一直生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把老房子给扒了……”

　　我说：“我没生气。”

　　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像我二姐的女儿抱住我那么突然。

　　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啊！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儿的希望。

　　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

　　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

　　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儿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

　　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〇〇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三千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给的心也根本没那份给的能力。

　　我之舍得，是为了断。

　　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说，怕极了。

　　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

　　我想用九千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

　　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

　　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点儿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如果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神仙顶的变化就如蜗行，而且体现为各家各户小打小闹的“折腾”。

　　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

　　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惶恐。

　　我怀着此种惶恐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书房，在台灯的光照之下，我养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他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门被我推开那一刻，我宁愿自己是瞎子。

　　我养父紧跟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

　　我冲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明天我再向你解释……”

　　“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

　　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

　　“那更可耻！”

　　“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

　　他的音调都变了。

　　他恼羞成怒了。

　　“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了。

　　我拒之千里地说：“我要睡了，请离开我的房间行吗？”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掼门而去。

　　半夜，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年却自认为已没“资格”再当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县一家最好的宾馆。它是养父替玉县融资，请人设计，在二〇〇〇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学，拉杆箱是他给我买的。除了那家宾馆，别的入住之所可能都会有人认出我是谁，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议论。我在玉县的知名度太大了，并随着他的政绩而日增。除了他给我买的拉杆箱，我也再无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冒犯，告诉他我情绪平定了，要直接回学校去了，请他对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对我的态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评。他说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长妈妈”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还是“校长妈妈”和他的证婚人。因为我小孩子不了解的某种“历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长妈妈”生前经常当着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边，你可要替我照顾他。”

　　养父的解释听起来像小说情节。

　　我说：“爸，你们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令我感动，我再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他听出了我并不怎么相信，又加重语气说：“你‘校长妈妈’也给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遗书，你再回来我可以给你看。你不要因为你的‘校长妈妈’不在了，就觉得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说：“爸，我明白。”

　　实际上，我确实认为那个令我眷恋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么还会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阿姨已够使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阿姨的三亲六故，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

　　我联想到了韩宾对我说的话：“复杂了，太复杂了。”

　　我有些理解韩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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