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268)_梁晓声

二六八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秉昆一张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

　　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士宾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秉昆，她不会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给她去当顾问，是她一再上赶子求我当的。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士宾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水自流如是说。

　　秉昆问：“她为什么请你做顾问呢？”

　　“当年我手下的弟兄们，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论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机才多。如果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继承了公司。她担心大家合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伞，怕骆士宾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惹一身骚。她就想到了我。我在当年的哥们儿中还有点儿声望，起码可以保护她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儿的欺负。为她当顾问，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话说得极可信。

　　秉昆又问：“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营的，哪能完全守规矩呢？没偷税漏税过，还没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还没买卖过发票吗？那些都没干过，还没送礼行贿过吗？一旦送礼行贿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帮她抹平了。以后有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儿，就不会惹出什么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问什么了。

　　水自流走后，周秉昆高兴得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士宾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

　　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昆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扬。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周秉昆竟有几分留恋监狱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他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许多朋友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可交。后来，则因为他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带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儿吃，或送给需要的人用。

　　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二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

　　然而，犯人之间还会有朋友关系，周秉昆已在狱中交了些信得过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白斑，如同十二个年头压缩后制作成的臭豆腐干，一朝忽然开坛拆包似的。

　　张管教后退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对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犯人即将出狱，通常狱方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属，以便家属预先送来换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晚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狱，并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

　　“明白。”犹豫了一下，他低声问，“有人接我吗？”

　　张管教说：“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

　　秉昆虽知张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

　　张管教说：“对，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间，周秉昆家最大的变化是周楠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

　　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

　　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A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

　　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

　　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被调到外省，也肯定会回来替烈士儿子向你们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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