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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两人之间的话说到这份儿上,彼此除了困惑、郁闷,都无话可说了。

  德宝走后,秉昆想到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换了一页纸给哥哥写信,问哥哥被招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听哥哥和嫂子谈过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学的,嫂子也百分之百支持,而那正是他乐见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周家只有一个儿女能搭上这条工农兵学员的大船,那够条件的非哥哥莫属。

  一个月后,他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对上大学的事一点儿都不热切,自己确实对北大荒对兵团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一点儿贡献,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秉昆从字里行间看出的却不是淡然,而是索然,从此泯灭了那个盼头。

  实际情况是,由于张铁生、黄帅两桩事件在全国的持续发酵,周秉义他们那个师受到了一些上大学的梦想破灭而心怀怨气的人的攻击。他们四处告状,使身为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压力极大。他与冬梅的夫妻关系也成了那些人攻击的内容。为了减轻全处其他同志的政治责任,他只得引火烧身,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名独自扛下来。

  不好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没有一件直接发生在秉昆身上,但让自己的朋友们处境恓惶,日子很不好过,便也搞得他心烦意乱。

  小龚叔叔龚维则被开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劳改犯。在公安系统政治学习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取得了彻底打倒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即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听者们肃然点头。

  龚维则本来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班的,数次发言也被认为很有水平,甚至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给一些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还因此预测,估计学习班一结束,他将会受到重用提拔。

  也许是有点儿得意忘形,或者那天由于什么原因情绪不佳,总之他一反常态,瞪着说那话的人问:“你说的那算是人话吗?拥护‘文化大革命’也没你这么拥护的吧?你愿意成为文盲吗?也愿意你的后人都成为文盲吗?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严肃的事那就不能装出严肃的样子胡说八道,传出去是会影响我们学习班的政治声誉的。”

  对方却说:“你别问我,谁说的问谁去!”

  他顶了一句:“不管谁说的,那都不是人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屁话!”

  不料对方锦袖出镖地轻轻点了一句:“那话是春桥同志说的。”

  这一“镖”仿佛正中龚维则的咽喉,他半张着嘴顿时瞠目结舌。

  众人大骇。

  更有的人,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吓成了那样,嘴张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脱臼了,没人帮着复位就根本合不拢了似的。

  突然有人扇了龚维则一耳光,紧接着他遭到了几个人的拳脚攻击。

  后经查证,那话确实是张春桥在上海“批林批孔”动员会上所讲,并未公开发表,后来只口口相传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

  于是,龚维则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坐实了。他在认罪书中再三辩称自己确实不知那话是首长讲的,自己也确实是为了维护那一届政治学习班的声誉。这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内心里就是觉得那话不是人话,越辩罪名越实。

  实际上,那起事件是几个嫉妒他的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他们估计张春桥那话会引起他反感,偏偏抛出那话来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了会让别人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会遭到嫉妒。他们陷害他,并不意味着他们思想上认同张春桥的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龚维则思想特别一致。恰恰是他因为表态好被提拔,就更加让他们妒火中烧。即使龚维则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调到别的派出所去当副所长,而且很可能还是调到离市区更远的乡镇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经燃烧起的人通常不管那些,他们只要享受达到目的的快感。强烈的嫉妒,类似对无辜者实施报复。

  有关领导对这起事件很震惊,继而很遗憾。他们想保一下龚维则,但嫉妒他的人同仇敌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扬言铁证如山,板上钉钉。于是,那些领导只好表示痛心了。

  那起事件当然也会传到酱油厂去。离北京很远的A市人,十之八九对发生在北京的事并不真的关心。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他们,发生在本市、本区、普通人中的事则不同了,关注度那可要高得多,仿佛部落人特别关注自己部落发生了什么那样。

  酱油厂的人有的听说龚维则的侄子就在本厂,此前不知是谁,于是结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里对着龚宾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时站在厂门口不走,非让别人告诉他哪个是龚维则的侄子。龚宾似乎不再是一名片警的侄子,而是张春桥的侄子。进步耳聋,有心想要保护龚宾免受滋扰,却也不知如何行动。向阳和德宝仗义,因而骂过某些人,还几乎与人动起手来,结果事与愿违,连原本没那份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来了。唐向阳自从当了班长后,把爱护龚宾和进步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时时处处学习秉昆三人的君子风范,希望自己充当老太太般的保护神角色。机会终于来了。这靠边站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在酱油厂完成了感情立场的根本转变,不但和几个草根阶层的儿子成了哥们儿,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哥们儿。他在别处从没这么容易获得真诚的友谊,这让他立誓回报。

  唐向阳经常劝龚宾想开点儿,叔叔的问题,别太当回事。

  然而,龚宾天性胆小、心理脆弱,他从未经受过类似考验。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开始面壁傻笑,或独自嘟哝不休。

  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精神病院。

  关于他的住院费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儿责任,按公费医疗条例,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呢。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啊!

  于是,德宝向秉昆告急。

  秉昆那火上得大了,一夜之间扁桃体就发炎了。

  第二天,他向邵敬文请假。邵敬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

  他说半天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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