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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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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走了。送我出门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汲取教训。”我犹豫了一下,问:“组织上准备怎么处分我?”他笑了笑反问道:“你想要什么处分?”我没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尔后说道:“处分的问题,相信组织吧。”接着,外边便下开了小雨。

  我没回宿舍。我那个助手还一直在门厅的暗处等着我。见我嗦嗦地走出,他竟喜出望外地扑来,连声问:“没事吧?没事吧?”我吱愣着反问:“什么事?”他一时间居然都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只是眼眶湿润了,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当时斗争的环境下,也曾发生过那样的情况,谈话谈到最后,立即下令隔离审查接受谈话的那一方。简直比住院治疗还要简便,不用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立即把人带往拘留室或禁闭室。而刚才我走进“宛在”,看见在院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时,心里并不是没这么预料过。但那时我只想去力争。我所要力争的,似乎还不只是那个“谭宗三”,还为了一种潜在的意愿。一种惶惑。久久未能抹去的惶惑。

  但此时,我却只想赶快走出“文香阁”,见一个人。我想直接责问这个人,甚至大声喝斥、痛骂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谭宗三。

  朱“副专员”刚才告诉我,谭宗三在通海期间,曾奸污蹂躏了十多名劳动妇女。在县长任上,他还多次签署了搜捕我地下工作者的命令。小张岛上那个“省八监”用他捐助的钱,从美国进口了一台专门用来处决人犯的电椅,宋邦寅用它杀害了十多名我被俘的高级干部。

  你知道吗?

  朱副专员问。

  电椅的事和签发搜捕令的事,我都知道。命令和行动,都是别人筹划起草好了,只不过让他签一个字而已。买电椅,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用它干些什么,宋邦寅也不会跟他商量。这两件事我都讯问过他。他也都如实招来了。但奸淫那么些妇女,而且又是劳动妇女……我不知道。他也没交代过。

  但……我直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可能吗?谭宗三?他?

  但我没问出口。我知道,这时我得越发谨慎才是。千万不能再给人造成那种错觉:我仍顽固地在为谭宗三辩护。我知道这个办事极精干实在的“副专员”,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这么说的。我等着他拿出证据来。果不其然,几分钟后,他便从那只上了锁的铁皮保险柜里,取出十二个卷宗。一个卷宗里记录着一个受害女人的材料。

  这些材料以它无可辩驳的强大的真实性,告诉我,确实是十二个。妇女。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十二名女子,没有一个是稍有点身份的。十二个里边有七个几乎是半文盲。有两个读过半年初中,当时在县府文秘室做誊录抄写文印等极一般的差使。但那已是十二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还有一点也很特别,这十二名女子几乎全都是这个“县衙门”的低级差役。或者是厨子(还是白案上的助手),或者是洗衣工(只管洗大件粗作),或者是清洁工(属于她的管理区只到前堂和前院为止),或者是只管烧水灌热水瓶的(谭宗三用的开水还不归她供应)。或者是她们的姐妹、连襟或……有一对甚至是母女。他把人家母女俩都占用了!

  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了。

  这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了!

  这些女子,有好几个我是见过的。不仅说不上有什么姿色,有的甚至连五官都没搭配匀称。翻起的厚嘴唇和往外龇出的长牙和过多的生发油雪花膏。绝对让人惊疑。”(当然也有长得还算是匀称的。但也仅此而已。根本谈不上气质和修养。)而且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要比谭宗三大两岁。最大的已经比他大了七八岁。而且她们平日里根本无法接近“县长大人”。前面已经说过,她们的工作范围最接近谭宗三的也只能到达前堂。而前堂离谭宗三的办公室和卧室,还隔着一个很大的中院。中院两厢排列着一系列县府最重要的科室机构。这些只做粗活的女人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这漫长的中院,去接近“谭县长”,不是几乎,而是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他怎么把她们“搞上手”的?

  他为什么要只盯着这样一些女子?

  通海县城虽然只有八九万人,在规模上绝对无法跟上海相比。但它建城的历史却远比上海悠久。地处长江口。可以说代有名人雅士涌现。也出过不少足以传世的名女子。当时谭宗三即便因为跟黄克莹失和,心里烦恼;退一万步说,按男性社群中的惯例,要找“精神寄托”,县城里也并不缺少各种有品位的女子包括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有洁身自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也有十分开通开明、在交往中绝不会以结婚来要挟对方的职业女性。还有那种自认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而又不甘如此、继续在四处出击的“红颜知己”。如此这般,以谭宗三的一切,何至于要在那样的女人中浪掷自己?

  难道真的像北京人说的那样,嗨,您就别想不通了。人家好的就是这一口嘛。难道……他真是某种心理变态狂患者?

  是我把他看得过于简单了?还是过于复杂了?

  是我过于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了,还是我还没有在足够细微和深入的程度上,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

  我顿挫。迟疑。并迎着越发密集的雨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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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宗三是那天下午五点得到通知,要给他更换监室的。没有了单独的小院。单独的铁门。没有了带盖的马桶。双倍的温水。也没有了写字桌和温暖的煤油灯。新监室只有一个七平方米的窄长的空间。他不知道应把自己的那些衣物放在哪儿。特别是他还写了一些东西。他自己视之甚为珍贵的东西。押送他到这边监室来的几位班长都走了以后,他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呆呆地坐在黑暗中,久久地没能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回悟过来。我不知道,各位看客是否有这种“被拘留或被感化或被隔离审查”的经历。只要有一次这种经历的,我相信就一定会记起,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某一部分神经会变得异常地敏感、脆弱。

  提讯的人脸上多了一丝温和还是少了一丝温和、在某一个问题上是多问了一句还是少问了一句、问的时候是抬起头问的还是低着头问的、听的同时是作记录的还是没作记录、作记录时是认真记的还是只不过勾勾划划在做做样子的……甚至当天的晚饭是早十分钟送来的还是晚十分钟送来的;你都会十分在意,并都会引发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心理涟漪和排阔而来的情感震荡。况且,几位班长带他过来时,给他上了手铐(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后来走的时候,却又没有替他取下这铐子。一开始他还以为他们忘了。他叫了他们一下。(他以为还像前一阶段似的,甚至还可以跟班长们开开玩笑。)他们没回头。他以为他们没听见。于是他又叫了声:“张班长……”这一下,无论如何是应该听到了的。因为“张班长”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下,还以非常快的速度回过头来斜瞄了他一眼,尔后,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出门去,并以从来没用过的大声,碰上了铁门,并“咔嚓”一声上了锁。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忘了,而是奉命把这副铐子“留”在他手腕上。

  这说明什么?

  什么?

  什么?

  他呆住了。

  事后我得知,年轻的朱副专员一到通海,一下车,首先就奸污那十几名妇女的事,提讯了谭宗三,几分钟之内,谭宗三就全部承认了,并在口供笔录上签了字。副专员拿到这签字后,立即以加急电的形式,向上海局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下令马上把谭宗三转移到看管更为严密的监号里。然后才带着他那一个组的人,到小会议室来听取我的“汇报”。而我那时候,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哩!

  我失职。的确是严重失职。

  我怎么没想到,他还干了那样一种混帐事情呢?

  可是……

  可是什么?

  还有什么“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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