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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 瞒天过海 　　不知是因为劳爷这家伙特别爱好喝黑咖啡，还是这个“精英会所”原先就有这么一个待客项目，他俩在二楼幽暗的茶座式小厅里坐了没多大一会儿，那位女领班又给他俩每人送了一杯黑咖啡过来。黑咖啡喝着虽苦，但闻着，的的确确挺香。而莫名出处的背景音乐在深棕色的方木柱和大棵的桶栽凤尾竹之间悉心游巡。其间不时出现的钢琴独奏段落，让人跳出这幢空空荡荡，略嫌清寂的会所大屋，去体会一种清新和悠远，仿佛那半亩阴暗的山涧池塘中忽然游出两三尾金色的鲤鱼，又忽然间飘洒过一阵青豆般的雨点。 　　落座后，劳爷好长一段时间都低垂着脑袋，不开口。其实，昨天下午，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内部有人已经从省城打电话来告诉他，省厅这一两天里可能会派一个叫邵长水的人来找他“说事儿”。应该说，他对邵长水的到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应该说，接到邵长水到达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时，他所做的那种显得过于生分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他觉得对待“说客”，不管他是谁，一般情况下，一开始都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今天临近中午时分，也是这个“内线”又打电话来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缓对祝磊执行死刑判决。正是这个电话，使他改变了中午原定和邵长水“共进午餐”的约定。这个消息当然会给劳爷相当的震撼。也让他感到高兴，感到宽慰。首先，这说明相当高的一级组织已经意识到祝磊这案子并非是孤立的命案。暂时不处决这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绝对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案子背后的谜团。而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助于劳爷完成自己的那个“使命”。 　　当初他的确从某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查一查代省长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期间的问题，查一查祝磊的犯案跟这位顾代省长到底有何种关系。即便不可能“彻底查清”，也要查出个基本情况来，给人以这样一个回话：顾在陶里根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问题。顾和祝磊的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是有助于他完成任务的。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宽慰。但这时他却高兴不起来。在陶里根的这数月，他内心发生了一种让他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变化。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惟一清楚的是，自己在变。惟一清楚的是，一直以来以为这一把年纪和阅历的自己，不会再改变什么了，但事实上，却还在变，而且还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现在，“老辣”而“狡黠”的他，从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中，品味出的反倒是一股“火药”气息。也就是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有可能使他，也有可能使那个“副市长”祝磊面临一个更加危险复杂的局势。他知道有人希望尽快处决这个祝磊。这样就可以一笔抹去许多尚未得到揭露的内幕。 　　拿到死刑判决后，祝磊一直声称绝不上诉，诚心诚意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便再不开口说话，一直沉默了六天，一直盘腿坐在市局看守所的死刑犯囚室里，一动不动。几天时间，头发便全花白了。到第七天，他开始躁动，打颤，开始坐不住了。他常常仰头呆望囚室上方那个小小的铁窗。他会突然回过头来征询般看着那几个被派来监督守候他的“难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后，看守所方面都会派一些表现较好的轻刑犯进驻同一监室，去执行“监护”任务。除了监督，从思想上帮着做些疏导工作外，也确有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在生活上给予恰当的帮助的意思。因为被判死刑后，一直到被执行前为止，人犯都得戴着手铐和脚镣，生活上确会感到有所不便。）深夜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地惊起，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他急剧地消瘦，不肯吃东西。 　　有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动。一直闭着眼睛，流着虚汗，喘着粗气。把那几个监护他的“难友”吓得够呛，也担心得够呛。一直到傍晚时分，仍不见有啥缓转，他们不得不向管教报告。当管教带着狱医和两名“队长”赶来时，他却已经坐了起来，突然间变得无比地镇静和平和。头脑也变得很清醒。他说，第一，他决定要上诉了。第二，他需要一些纸和笔，要写一份重要的材料。材料写得很长，也写得很快，显然是早就“烂熟于胸”。写完后，密封好了，他说他一定要亲自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看守所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副市长”了。你现在要严格遵守监规。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交代、揭发材料。但任何材料必须经看守所方面转交。“如果谁想见谁就见谁，这还叫看守所吗？这点道理，还用我多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们的工作，一直都配合得挺好的，表现得挺有风度，挺有水准。这一回，咋的了？” 　　“我知道我现在是死刑犯，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不就得了？把材料给我们。你还信不过我们？” 　　“我这材料里涉及党内重大机密。” 　　“你不是已经密封了吗？” 　　“对不起。我必须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 　　“我说你这人啊，你不想想，你当副市长那会儿，一张嘴就能见到省委书记本人吗？不能吧？那时候都不能，这会儿怎么就能了呢？摔了这么大个跟头，怎么还没明白点事理儿？得了得了，快把材料交出来吧。别添乱了。”但不管看守所领导怎么劝说，这位前“副市长”都不肯把材料让他们转交。看守所的人其实也没太把这档子事当一回事。有的领导还认为：“嗨，啥材料，啥重大机密嘛。还不是为了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呗。这手法，小儿科，早先好些个死刑犯都跟我们耍过！” 　　更多的人则是嘲笑这位“副市长”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他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做梦娶媳妇，尽在想好事。我还想见总书记哩。见得着吗？嗤！”事情暂时就这么搁下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明里暗里地给透出去了。几天后，两个中年男人，带着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检察院的一个同志陪同，到看守所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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