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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三人一回到戏班办公室，也不要菜，开瓶喝酒，南丁山要打电话叫宽哥也来喝，夜郎把电话按住，说：“他肯定不在家，我让他来找我，几天不见面的，说不定这几日几夜都在公园里，他是个认死理的人，来了见咱们喝酒，又该骂咱个狗血喷头了！”三人越喝越开心，想象着宫长兴是怎么一副可怜样儿去向市领导检讨的，市领导又是如何恼火着训斥，夜郎就叫道：“上次咱想借歌舞厅弄他没弄成，这次他要瞌睡，咱何不送他枕头？”南丁山问：“送什么枕头？”夜郎说：“电视台不是开设有点歌台吗？每晚上什么人只要交钱都可以给亲朋好友点一首歌曲的，上边正烦着他宫长兴，咱化个名偏专给他点歌，连点三天，上边还以为他为推卸责任故意让熟人点的，岂不对他影响更坏？”南丁山说：“你演鬼戏不行，做人鬼还真有两下子。这个钱我来掏了。”乘着酒劲，当下写了一个单儿，取了钱，连夜让戏班一年轻人去了电视台。 　　第二天晚上，电视上果然出现某某街某某号的某某某为朋友宫长兴点出的歌曲《小草》，其中的歌词是：“没有悲伤，没有烦恼，我的朋友遍布天涯海角？？”第三天晚上，戏班数人在一家生意不好的公司演出鬼戏，演到九点三十五分，夜郎便让主人打开电视，正是点歌台栏目开始，又出现某某单位某某等三人为老同学宫长兴点出的歌曲《好人一生平安》。第四天晚上，夜郎早早坐在电视机前要看电视，点歌台的栏目里却没有了为宫长兴所点的歌，而是三个儿子为其父寿辰点的歌。夜郎打电话给南丁山，问是不是交了三支歌的钱？南丁山说钱绝对是三支歌的钱，恐怕上边已经发觉了，责令电视台不准给宫长兴点歌了？！两人就约好，是不是这回事，明日星期天，咱去见见宽哥就知道了，而且说：“我把虞白、丁琳都叫上，就去他那儿举办乐社活动！” 　　翌日夜郎拖了颜铭乘出租车去虞白家叫了虞白，又去丁琳家接了丁琳，往宽哥家来。宽哥家的门半开半闭，屋里狼藉一片，宽哥一身便服却坐在桌边喝酒哩。夜郎一见，就乐了，说：“宽哥独个喝起酒了，瞧，汾酒！事情你全知道了？！”宽哥说：“什么事我知道？喝几口松松筋骨，这几天太累了。”夜郎说：“是要累了，这几日都在香池公园？”宽哥说：“你说公园的事呀，真不像话，太丢西京人的脸面了！这精神文明喊了多少年了，竟然就会出现这等事！住在这个城里，我都觉得没脸面了！”夜郎就给南丁山挤眼，说：“宽哥到底觉悟高！”宽哥说：“那天你们也去了？”南丁山说：“我们哪儿有这闲空？就是去了，也会和那些害群之马做斗争的！”宽哥说：“那就好，我还担心夜郎哩。”夜郎说：“你怎么就不想到我的好处来？我就是什么时候为救他人牺牲了，你也不会追认我为烈士的！香池公园事件不好是不好，可你想没想责任在哪里？总指挥是他宫长兴，瞧他事先宣传得多凶火，他是想投机，一下子就要走红的。”宽哥说：“丧气的是竟然还有人给宫长兴点歌，在这个时候点的什么歌？是为他表功哩还是要叫屈哩？！电视台办成什么样儿了，只图挣钱，什么人都去点歌。什么影响口母！”宽哥生气起来，夜郎、南丁山一时接不住话碴儿，动手拿了酒瓶各人先喝了一口，颜铭就过来打圆场，说：“嫂子呢？”宽哥说：“不管她！”颜铭说：“你不管她，她不管你才怪的，她不在家，瞧你把房子搞成什么样儿了！”就把地上的衣服、鞋子，还有一个枕头捡起来，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了。夜郎还在问：“上边是不是追究了宫长兴，为什么要给他点歌的事？”宽哥说：“这我不知道。”夜郎说：“这又不是什么机密给我们保守？你是警察，又一直在公园处理那事，你能不知道？”宽哥说：“我不是警察了。”神色沮丧起来，却问虞白：“清朴他们考古队是在西府那儿？”虞白说：“原先说是在子午岭考查秦直大道的，现在我倒说不清。他一走再没个音讯？？宽哥怎么问起他？”宽哥说：“我要回西边老家一趟了，原本要去见见你们的，没想你们都来了。来了好。颜铭，你嫂子回来了，你告诉她，我去散心了。”说着就眼睛红红的，吸吸鼻子，去厕所里大声擤鼻涕。 　　大家都莫名其妙，但已经知道了气氛不对，待宽哥重新过来坐在桌边，颜铭说：“你和嫂子吵架了？”宽哥看看众人，叹了一口气，说：“都是熟人，也都了解我家的事，人呀，不逢个好老婆就没个安生的日子过！”颜铭就说：“又怎么了嘛，你不会忍一忍吗？她脾气是不好，什么事都让过她了，偏偏这一次不让？！你这么一走，她回来不又要伤心吗？”虞白说：“谁家夫妻不吵架？我昨日吃饭，牙倒把舌头也咬了。今日来，趁机都乐一乐。”宽哥却一下子流下泪来。虞白说：“哟，我还没见过宽哥流泪哩！笑啦笑啦，一笑什么事都没有啦！”宽哥真的哧地笑了一下，说： 　　“这一次不比往常，我犯错误啦，我真的犯错误啦，你嫂子闹着也好，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回了娘家，就是这一次她要离婚，我也说不上人家什么，我是得出去散散心，这对我也好哩。”众人瞧他这般说，忙问出了什么事，宽哥终于说了，顿时把大家震住，脸上都不是颜色。 　　夜郎在那个晚上给宽哥打电话的时候，宽哥是被公安局派人叫了去的，去了立即被审查，他才知道清早里给那个带小孩的女人开的证明犯了大错，那女人是个人贩子，在北京一户人家当保姆，趁主人上班了将孩子抱走了的。那户主人对她的情况不摸底，单知道她是陕西人，一方面翻印了她的照片，着人四处寻找，一方面让孩子的母亲搭飞机来到西京，联系公安部门，要求在各个车站把关检查。所以，当女人带着孩子到了东门长途汽车站，已经坐到车上了，车站派出所的人来检查，发现那女人似乎像照片上的人贩子，问她时，她掏出了宽哥写的证明。已经放她要过去了，怕也是天不容她，偏巧孩子的母亲也到了这个车站，就发现了她。女人被带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此事呈报公安局，公安局恼火的是宽哥竞为女贩子开了证明，叫去审查。当然查来审去，宽哥不是同伙，也未从中获利，完全是为了学习雷锋，但他还是犯错误了，犯的是很大的错误，联系他以往的错误，已不适宜于再做人民警察，除名于警察队伍，具体再做什么工作，等过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宽哥一去三天两夜，穿着便服回来，宽嫂就和他吵闹，骂他窝囊，没出息，是二百五，扛竹竿横着进城。宽哥当然不爱听，一接上火，宽嫂就在家里摔东西，要离婚，一气之下到东关娘家去了。 　　宽哥说完，大家都没言语，脸上灰得没了颜色，宽哥却笑了，说：“我现在已想通了，你们却是这个样子，这不是更让我难过吗？犯错误了，咱就认真总结教训，怎么能不处理呢？试想想，要是别人这样，我也是不会饶的！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我之所以难受，就是不让我干警察了，不给我个改过立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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