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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导演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地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导演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导演不得不对他们说话。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词，倾倒出心里想说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申报》记者引用了导演的原话，头版头条是一个大惊叹号：“一个时代的结束！”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在救她的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木架上。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 　　在国际饭店楼上，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不时举起望远镜看队伍走了多远。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 　　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孤岛即将沉没，国际饭店再高，也不可能避祸。一切残存的美，都在昨天殒落。 　　送葬队伍往西走去，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 　　经理转过身来，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就关上房门。不一会，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但并没有加入，忽然拐向南，加快了脚步朝相反方向走。只要这步子不停下，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另一个人的埋葬，需要他去处理，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 　　我必须告诉上帝，意料之外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2、回到上海 　　于堇坐船到达上海，是1941年11月25日，她从码头直接搭车去国际饭店。 　　轮船拉响汽笛，鸣叫着从黄浦江进港，她扶靠船舷，看着熟悉的外滩，扳着手指数离开上海的年月，数不清，心里就是不肯数清。这季节，弄不好，心上都会生冻疮。 　　日本人在码头上没有打旗设警，可能知道这是上海的门面，占领军的形迹，表面上并不很放肆。十六铺码头楼顶上的国旗，竟然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让人顿生幻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 　　仔细查看，旗上面有一条黄带子，上面有几个点子看不清楚，她知道那是“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日本人的傀儡南京伪政府萎萎缩缩的标记。 　　旅客有次序地下船，码头上站着各种各样接客的人。于堇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在码头一端，熟悉的上海黑色出租车整齐地排列着，黄包车、三轮车各有其所。战前十六铺码头乱糟糟地叱喝抢顾客，乞丐小偷混在其中，挑夫更是拼命朝前挤，嚷着抢生意。这原是上海第一景，此刻在日本刺刀下，倒是秩序井然。 　　行李简便，就一个皮箱，船上侍应生，交给码头上的红帽子，紧跟在于堇后面。皮箱在那人手中变得很轻，他走得轻快，瞧见人多，便机灵地走到她的前面，不时用手推开挤到她身边的一些人。于堇戴着黑色贝雷帽，蓝缎花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淡红色开丝米短大衣。 　　乌云故意冲着这外滩狠命地压下来，气闷得慌。幸好不时有阵阵海风袭过，爽快了许多。下船的女人，不像到达一个战争中的东方城市，个个似乎都一步不拉地紧跟着欧洲的最新款式，高跟皮鞋上的毛呢长短大衣和皮衣，每人各有色各有样。 　　就在这几天，巴黎已经陷落，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伦敦牛津街MissSelfridge橱窗里的最新时装，要七张配给券，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只有这个上海，只有这个外滩码头，才能在全世界炸弹摇晃中领袖时尚。 　　她跨入出租车，脸上感到雨点，真是赶巧了，车子驶出百米，就听见雷声像锣鼓喧天，闪电蛇状地起舞，雨水往车子顶上打出切切嘈嘈的声音。非但不难听，节奏复杂得令人兴奋。 　　很好，于堇交叠的腿换了一下：上海知道怎么迎接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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