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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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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想象若能实现，我也不用到布拉格，只需折个纸，咱们就能见面。照此法，只要想回中国去，什么时候都可办到。 我们这时候说的话，像三岁的小孩那么单纯。 “你来这儿，我真是希望你能帮我的。”花穗子说，“我知道你能。” 我没回过味来，思想不过从三岁长大到十三岁而已。 “你和那些左翼分子往来，是朋友？”花穗子点明了。 “我见过。”我承认，紧接着，我反问，“你怎么知道呢？” “螮蝀。”她叫我从前的名字，说，“你是一等聪明的人，我、你都是东方人，我们的感情、利益皆是息息相通的。你知道，无论你任何时候，怎样情况，我都是你最好、真正的朋友。”她说“最好、真正”时用了不少感情。 还能说什么，我说什么都多余。直到我与她从车子出来，乘电梯，穿过街，街上飞满塑料的“飞去来”刀，两个胖胖的大人领着七八个女孩玩着，故意让行人受惊吓。那些刀也确像真刀，白光闪闪，呼啸着在头顶转悠。我们并行走向法院的台阶。我遂发现自己有多么傻。花穗子完全可能在我住的旅馆房间里设监视器，或派专人保护我出外的安全。刚才绕那么大个弯，为了说几句实质性的话，她有必要这么对付我吗？二十多年了，她的本性就一点没变？ 我向上迈的脚步松垮，落在她身后三步台阶上。她回过身来看了看我。那俯视的目光实际就是四个字：好自为之。 10 花穗子永远是高傲的。她的手可以把风暴引来，也能把风暴推远。她轻蔑地一笑，似乎在说：“不是我的对手，是上帝的手。” 但花穗子不这么说，她不说，就更了不起。她总是能从我这类俗人庸人甘愿赖活着的人身上看到命运：那是恶的高速公路，几千万年的历史在燃烧。 我对惟一担任过自己的男友叙说过这种崇拜，我说着说着，流出了想念她的眼泪。她那时已只身闯荡东欧，许久没有音讯，我写给她的信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与其说我思念她，不如说为她担心。 男人的小气小量表现得那么彻底，那天，我是领教到了。男友说，“我如果把一切告诉你了，你就不会这样想念她了。”接着他列举了花穗子一度与他调情、幽会的场所。 这怎么可能？如果非在这两人中选择一人，我相信花穗子而不愿相信男友。更何况，花穗子劝我离开这个男人不是一次，在她眼里这个男人干脆算不上是个男人。 那你可以写信问她，我有她的地址。 男友说着，便在地址本上查询。 看了他递过来的地址，和我记的地址不一样，连国家也变了，是捷克。我说，要写信你自己写。 男友兴奋地回去了，男友重新来找我时，拿出一封贴着捷克典型的铜版细雕式邮票的信，两眼放光。 信绝对是花穗子的笔迹，只有一句话：这个男人说的是事实。信如此之短，短到什么也未发生过。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道歉。 我想花穗子是对的，没有虚伪或真诚的字面上的俗套。她的心里依然有我，没有我，她就不会钓上我这个不值得的男友，她不是背叛我，而是重视我。她惟一有错的地方，就是不了解我在性问题上的非嫉妒化。我也有错，我应该好好写本书，或是在电视上公开宣扬，甚至应该扛个大高音喇叭，爬到全城最高点，传播我的观点。但我没有，可能是由于没遇到这种机会，没有那么一个制高点。 我眼泪又流了下来。男友诧异了：难道你还对她一如既往？ 我没有能止住泪水，一边流泪，一边说：“决不是气你，我比以前更加倍地想念她，而且怀着内疚。我应该早告诉她，我是怎样一个女人。” “你是怎样一个女人？”男友惊诧莫名，“天下女人没一个是正常的。我越来越搞不懂你们。花穗子跟我做爱时，总问：她怎么样？她这样和你来吗？她欲望强不强？每次我都弄得索然无味。我想我根本就不该和女人打交道。”他骂了一句脏话，像个地道的小市民，连音调也捏得极准。 看着这头被困于人和人关系之谜中的野兽，我很想告诉他：只有消灭精神，才能逃出这怪圈。后来我想，当时之所以没对他说，是由于我突然明白，这话用在我身上比用在他身上更合适。 11 据说，这个仅有一千万人口的小国家曾有八十万共产党员，两万名党的工作人员。虽然一些领导者的错误曾使这个国家蒙上一层悲剧的面纱，但至少没有使这个国家贫穷、挨饿。几乎每个星期五下午两点始，离城去度假的车便将高速公路堵住。汽车摆成的长龙，挪动着笨重的身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以前这城市有种无助感，还有种无辜感，命运总要被别人主宰。但安全，即使坦克开进来，那不过是做做样子，杀几个人也是做做样子，让你认这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明火执仗的大干。人群中秘密警察特务灵巧敏锐的身姿，提示着这城市一切运转得极为正常，地窖、阁楼、厕所、酒吧，或许都设有窃听器，表明思想意识形态在每个时期受到严格保护，比起大规模的杀人，这点和善的控制、稍微的窒息算得了什么呢？受不了？那就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走了，这城市才真正进入宁静祥和的怀抱。 瞧瞧，这城市的地铁，比大部分国家干净、漂亮。像庄稼茁壮的一片又一片工人区建筑，让多少人结束了贫民窟生活！别看不起长相粗俗了些的文化宫，虽然与整个城市典雅不相称，但却和所有劳动人民享受文化的口号呼应，代表了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这跟今天三十五个美元一夜的带早餐的小旅店、专业擦皮鞋户、艺术打地板蜡户一样，不过都是给这城市起一种增色添光的作用。关键在于：星期五下午谁能最早离开工作，谁的成就就最大。 对往上爬的倦怠和冷淡，像无形无状的符咒，抓住了市民的心。 伏尔塔瓦河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为吸引旅客，七彩的射灯，照耀其上，也引不出万马奔腾汹涌澎湃的气势来。圣徒们在桥上悠闲地垂着手。以前这城市有二十多个大剧场，每夜客满。现在票不易卖出去，大部分倒闭了改成餐厅，演员在街头拉琴歌唱，讨旅客赏钱。以前上剧院为逃避现实，现在，现实比戏剧更精彩。不过这些人好像穷也不改其乐，在街头拉琴照样拉得如痴如醉。 可怜的哈维尔，一个喜爱穿牛仔裤，开明、民主的总统，一个剧作家，不得不避开这舞台，到虚无的舞台去表演他的戏。他的卫队依然穿着深蓝色制服，海水和天空最富有人情味时的色泽，但仅作为观赏游览，作为一种装饰落进游客的眼睛里。我本应安静，却莫名地烦躁，整个人融入街头一支忧郁的爵士里，晃晃悠悠，几分几秒之后，我也就变成了一支反复回旋的民歌。莫非我也染上了东欧病，无意胡混日子，却有意游戏人生？ 这个悠闲自在的国家，也许理该被东方资本控制起来，管束起来，好好干点活，为人类进步添砖加瓦，打打小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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