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的叫喊(36)_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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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挺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勃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露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缝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湿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满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乱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挺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满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喷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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