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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母亲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邻居告诉我，我母亲早住到自来水站守水去了。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水龙头，用水要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我扛着背包走到了用竹篱围拢的自来水站，当时那儿正有很多人在排队挑水，母亲坐在水龙头旁收水筹，一只手把着龙头，眼睛盯着水桶，怕水漫出来浪费水。母亲一见我眼圈就红了。我说：“这么多人咧。”母亲马上用苍老的手背揩干了淤积在眼角窝的浊泪，背过了身。 　　我劳改回来后便同母亲住在自来水站那间狭窄阴湿的烂房子里，和母亲同睡一张床，那间小得可怜的房里只能摆一张两尺宽的床。 　　我急于找工作找房子。 　　办事处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闲着相当苦闷。有天母亲说对门黄老倌问我愿不愿意赚点力气钱。我瞅着母亲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没关系，我愿意。”黄老倌父子都是搬运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辆乌黑的板车斜斜地靠墙立着。次日我便随黄老倌上北站运煤去了。黄老倌瞧我不来，他从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轻轻的不要泄气，”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窑子里进窑子里出，看得多。”母亲在我释放回来的那天告诉我，尚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关系暧昧，那男的是个什么处长。我说：“莫讲了，我同她不在一个层次了。”我想忘记她，我下死力帮黄老倌拉车，好让疲惫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乱想。然而我老挂着她，在梦乡里我也常常见到她。有几次我在梦中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醒了，母亲打醒我说：“你叫得吓人！”“我不知道。”我说。母亲用粗糙的手揩着我脸上的虚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惭愧不已。 　　有天天气凉快，我和黄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打着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搁在车轮头上的脏衣，一折身看见了尚青青。她立在路灯下，那种目光让我想起惊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声，走上来，“我写了份离婚报告，你看下吧。”我傲气顿生：“不必看。”她把离婚报告递到我手上，“你还是看下，同意就请你签个名。”她把钢笔递给我，我立即在离婚书上写下：“同意”，签了名，把钢笔狠劲地往地上一丢，快步走进了自来水站。我从篱笆的缝中瞧见她弯腰拾起钢笔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远的树荫里走出个高个男人，俩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捡起钢笔，笔尖弯了，我心里一阵热浪翻滚，想吼叫。母亲走拢来说：“你洗个澡会好点。”我坐在水龙头下，任水冲着我的头，洗完澡我就躺在铺上睡觉，边想我要杀了那高个子男人。天热，母亲便倒下竹板睡在坪里，母亲的鼾声一会从窗口阵阵送来，像遥远的轮船声。我要杀人的念头使我浑身火烧火燎。很不是滋味。阴茎硬挺挺地顶裤衩炽热胀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手淫，往后还背着母亲手淫过许多次，直到我娶上第二个妻子才终止。 　　我跟黄老倌拉板车拉了三个月，随后街道上安排我进了“土夫子队”，所谓土夫子队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队认识了我第二个妻子秋兰。秋兰是市政公司的测量员，为我们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队跟农村一样计工分。我在土夫子队干了五个月，头个月拿七分，后四个月拿十分。土夫子队里劳改犯很多，队长同他的几个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个。我在土夫子队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欢把女人那个挂在口里谈论，我插不进话。歇气时我多半坐在稍远的树荫下抽烟，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扫一眼就飞开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象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夹紧腿。 　　一天，太阳白得耀眼，让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树荫下扯谈。我同一个姓彭的青年（这个人我以后会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树下闲聊。彭比我小，很瘦，长相给人一种滑稽感（这主要是他的嘴巴长得太大的缘故）。秋兰从我们眼底经过时彭喊住了她：“秋姐，来罗。”秋兰折过头来瞟着彭，彭又说：“来罗，跟你讲件事。” 　　彭说我工分太低，队长欺负我是读书人，只给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劳力还低。“队长只听你的话，”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队长多给他几分罗。”秋兰同情地瞧着我，目光像飞来的麻雀落在我脸上，“你大学生，怎么进了劳改农场？”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话说走了火。”“什么话？”我闭拢了嘴巴，自从一九六一年我因说话遭殃后，我把一句古训凿在脑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老弟，从今天起，你十分一天，够朋友罗。” 　　后来我同秋兰谈得就比较多。 　　后来她母亲死了，她喊我去写挽联。她街上的人称赞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后来她嫁给了我。她说：“真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看中了你。开始我只是想跟你接触接触……”我打断她说：“越接触就越发现我有魅力呗？”“你那个姓尚的前妻，未必从没注意过你的优点？”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逗女人喜欢的。”“她只注意她自己，”我说，感到心底有股凄凉浮了上来，像只鸭子在水上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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