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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还没有……我也是刚听说的。我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没有骨折，很快就能出院。我一会儿去看她。也会把您的问候带给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对付我的口气说话，使我怀疑他隐瞒真情，有欺骗成份。我手握着话筒不知该问什么，他的声音却在话高里响了：“我很忙，对不起，我放下电话了。”不等我再说什么就“啪”地撂下话筒。 　　“喂，喂！”我叫。已经断线。我再拨就拨不通了。 　　这时珍妮小姐隔着电话室的玻璃门，向我示意，登机的时候到了，要我马上去。我走出电话室时，脑子极其混乱，大概也表现在脸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蓝眼珠对我诧异地打转： 　　“你怎么了，方先生？” 　　我摇摇头，没说话，从珍妮小姐手里接过包儿来，一起向检票口疾步走去。珍妮小姐也不再问我什么。幸好英国人不爱打听别人的私事，这就使我不会因此而多费口舌。人经常有些事是不想对旁人说的。我就这样带着不安、焦躁、一筹莫展的心情默默踏上归途。 　　简梅到底怎么样？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实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车祸我还怀疑呢！ 　　机头朝东。我回国了！ 　　回国的人心里都有种幸福感。出国的人当然也有种幸福感。这两种感觉的不同，就象水手们出航和返航。 　　飞机载我渐渐与家乡里的至爱亲朋们一点点接近。 　　但此刻我这种幸福感被烦乱的情绪搅得一塌胡涂。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机舱的大灯都闭了，许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着，打开头顶上的小灯，从手提包里掏出笔和纸，给简梅写信，我要把这封信写好，一到北京机场就寄给她。这样可以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灯细长的光束里，我刚刚写了“简梅”两个字，便发现手里的笔是简梅送给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钢笔。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忽然出现在简梅床上那个头发又长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终就没见过这男人的脸；我立即想到这支笔决不是抛弃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这老板的！于是这支笔拿在手中就有种别扭的、龌龊的、不祥的感觉。我真想把这笔从飞机上扔下去，可惜飞机上没有可以抛出东西的地方。只好把笔帽套上，塞进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笔，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了。 　　我默默坐了许久。舷窗渐亮，向下望去，目光穿过轻纱一般的飘飞的烟云，飞机早已飞过繁华又拥挤的欧洲大陆，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横飞；机影在下边平荡荡的金色的沙海上掠过；很快就要飞入亚洲了。 　　仿佛没有任何原因，我的心头猛然响起莱蒙托夫的两句名诗： 　　你期待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你抛下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我感到两颊有些发痒，手一抹，是泪水，咦？我怎么流泪了？ 　　尾声 　　多么熟悉、多么舒适，多么惬意；连阳光、树影、人声、街头巷尾、空气和风、乃至尘埃，这一切仿佛都属于我自己的。回到家了？是回到家了！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家才是最舒服的。 　　北京，东交民巷，那扇黑绿色的小门。我提着简梅交给我的那个小白皮箱，站在这门前，心里顿时生出无限感慨，我已经无数次站在这小门前，但这一次与以前每一次都不一样。进了门，搂下响着悦耳的音乐，简松迎出来，他对我露出那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但如今我已分明感觉到，这笑只是他面部的变化，与他的内心毫无关系。我便不自觉地对他无内容的笑一笑。他把我迎进他的房间，如今这楼下一层都属于简松的了。他已经结婚，爱人和爸爸简山川都去上班，他依旧没工作，一人在家。看到他室内的家具陈设，就知道，他的生活会使不少年轻朋友艳羡不已。他把录音机关上，对我客气但不很热情，待我说明来意，他才想起给我沏茶。我与他谈话时，他却心不在焉，目光不住地在那小白皮箱上扫来扫去。 　　“我见到你姐姐好几次。” 　　“是吗？真逗；她还好吧……” 　　本来，我有一种心情，想对他透露某些简梅的境况，甚至打算告诉他简梅遇到车祸的事。当我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他姐姐身上，而在那个没有打开而装满洋货的小皮箱时，我就感到一阵悲哀。好象一个冰冷的浪头打在我的心上。这漂漂亮亮的小白皮箱里，装着多少艰辛、苦涩、令人难过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世界上有些事只应存在关切它的人的心中，何必换取廉价的同情。于是我一刻不想多坐，站起身和简松握过手，告辞走出来，我走在这秋光照亮、落叶满地的寂静的小街上时，心想此刻简松大概已经把那小白皮箱翻得底儿朝天了。 　　一片又一片大杨树叶子从半空中，忽悠悠打着旋儿，擦着我的肩膀落在地上。引得我的视线也落在这满地落叶上。这些叶子，有的已然黄褐枯干，有的依旧崭新碧绿，完全可以在大树上存留，充足地鼓足和胀尽它们的生命，在阳光里闪烁，在风里喧哗，在高高的空间伸张开它美丽的形体。它们不应当过早地脱落，飘然不定，任路人踏碎。这时，我有一种渴望，想使自己化为一股神奇的风，把这地上的落叶全都吹到树上去 　　1982．8．12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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