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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一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那对不对。尤其是用语言，尤其是对四爷这样的人。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残酷的事。我不知道若是真的用一些简单的文字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比如我四爷的经历——总结出来，那份总结，它离那个被总结的生命——比如我四爷的生命——有多远的距离？它们还真实吗？它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把它们展示出来，展示给这个世界上别的人看，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对那个生命以及对我们大家的生命有什么好处？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是独立着的。我们更像是天空中的星星，或者是空气中的微生物，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以及一棵橡树上的树叶。我们在那里闪烁着，划空而过；我们在那里游动着，迁徙繁衍；我们在那里摇曳着，婆娑作响，由绿渐黄，然后飘落。如果不是为了仟海和赎罪，我们谁有资格去总结甚至去关照别的生命？谁？！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来总结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了，用简单的文字，总结我的四爷。这样作肯定是有禁忌的。我肯定会碰碎一些什么，把我们涉及到的生命和历史弄疼，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窒息。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能停下来，有时候我宁可背着不孝不敬的罪名，背着把历史弄疼的罪名，背着让大家都窒息的罪名去做一些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老是在梦里惊醒过来，我们即便孝敬着舒坦着畅快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我的想法。 　　四爷叫简乾和，1917年生，湖北省麻城县乘顺区料棚乡东冲村人，弟兄四个，排行老四。年少时在家乡替亲戚放牛，年资三石糙米，稍大后租种亲戚家二亩三分土地，以养家度日。1933年春在四川通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任战士、班长。1933年5月在空山坝战役中负伤，伤愈后归队。1935年3月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再度负伤，伤愈后参加长征，任班长、副排长。1936年11月在古浪战役中被俘。1937年3月从韩起禄军中逃出。1937年9月在三原县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战士。1938年4月在山西辽县九路围攻战役中再度被俘，成为劳工。1944年从井轻煤矿出逃，辗转流浪。1944年11月在河南境内参加新四军五师，任战士、副班长。1949年7月在攻打宜昌时负伤，伤愈后归队。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任枪械员、押运员、司务长、管理员。1951年5月在汉江被俘。1953年8月被释放回国，在贵州北陆农场工作。1958年转业，任农工。1961年被疏遣回原籍，中途在长沙落脚。1967年到长沙红星牛奶场当临时工。1979年进人荣军疗养院至今。 　　我不知道别人的历史是怎样的，但是四爷这样的经历，真的是有点让人窘迫，真的是有点让人说不出话来。他是一名军人，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军队服务，都在各种名目的战事中死去活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负伤，有时候是挂点小彩，有时候简直就是支离破碎，身上满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碎片。他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甚至把自己弄到朝鲜的白山黑水之间，端着三尺半长的步枪跌跌撞撞地冲锋去了。他这种老兵的资历，拿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中去，都足以向人夸耀，都有资格博得对方的大拇指。但是我现在提到他，更多的不是骄傲，而是另一种复杂生涩的心情，我说的复杂生涩的心情。不是四爷的官衔。四爷几乎没有官衔，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四爷领到了一副中尉肩章，虽然这和他22年的血火军龄以及浑身的伤疤不对等，虽然大多和他同时入伍的军官都在那一次领到了将校衔的肩章，但没有人觉得四爷和那副一杠二花的中尉衔肩章有什么不配之处。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大家甚至觉得这样做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这么想，果然在接下来的几次调衔时都没有四爷的份。大家都认为还有更多的同志需要考虑，他们才更有资格得到考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四爷离开军队的那一天为止。我的四爷他当了半辈子兵，却几乎没有军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兵。他的运气真是糟糕透了。他在他的职业军人生涯中，三次被俘。三次，他都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拖着鲜血淋漓的身躯，从冒着烟的尸阵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走进军人最强烈的耻辱之中。他刚刚丢弃的枪枝枪管灼烫如炭，枪膛里也许还装填着没打光的子弹，但是他已经从生命的自尊和生命荣誉的高处坠落下来了。这真是令人屈辱的经历。这个经历才是我们面对时尴尬的真正原由。 　　现在我们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了，我们开了那个头，知道了我的四爷，一个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作战以及为作战所累的军人，他在他军人的生涯中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生命除了受到枪弹的摧残之外还遭受到更为屈辱的剥夺。他的自尊在屡次打击后已经相当脆弱，细若游丝了。他在更多的时候，在被指证军人身份的时候，是没有荣誉可言的，是遭到他人唾弃的，是被嘲笑、鄙视、斥责、怜悯、宽容、引以为戒、遗弃和尽可能掩盖起来的。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开了这个头。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面对一个生命，我们的知道和我们的开头究竟有多少意义？ 　　在我的家乡东冲村那片干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鲜的山风从大别山的深处吹来，它们畅畅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为如此，因为如歌的山风四季不断，我的家乡总是显得湿漉漉的，变幻着红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麦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们在整个四季都让人陶醉不醒。 　　我的家乡属于那种贫穷但民俗甚盛的地方，它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具有单薄和倔犟的双重禀性，这就使我的家乡充满了农业社会的典型性。我的家乡几千年来都没有让它怀抱里的人们富裕起来，它一直让他们为最基本的生计窘迫着，以此来把他们圈在自己身边。人们习惯了这一种与生俱来的贫穷，即便是在秋天这个具有狂欢性质的季节里，人们的欣喜也只不过是来自泥土教育的习惯而并非对收获的报答。 　　我的家乡的父老们由此就具有了一种反叛性，那是一种对土地的反叛。他们对土地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既感恩戴德又抱怨不休。他们是深深地，长久地，铭心刻骨地不满足着。这种不满足因为对土地拥有的两极分化而最终被触发了，它使那些缺少土地或完全失去土地的人们像煮熟了的粽子一样团结起来，去夺取和分割土地拥有者们手中的土地。这种夺取和分割土地的行为世世代代屡有发生，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行为渐至高潮，如火如茶了。 　　我们简家是个大家族，大家族中粮食困顿却盛产男人。在那个年代，我们简家几乎所有成年的男人都参加到土地革命中去了。他们参加了红一军、红四军、红甘五军、红甘八军。他们当兵，或者当农会干部、苏维埃干部、CY干部。他们如果年龄太小，比如只有十一岁，或者十二岁，不被批准入伍，他们就哭，就扯人家的衣襟，就跟在队伍后面十里二十里的死缠硬磨，非要当兵。如果这一招还不灵，他们就气鼓鼓地回家，把家里狩猎的土铳或者砍柴的砍刀翻出来，参加少年赤卫军去。那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年代，一个让所有少年和青年男子兴高采烈和有所作为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丧失了土地的男人儿乎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对当兵这件事情一往情深。 　　我们简家只有一个男人对当兵这件事无动于衷，这个男人就是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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