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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两个公安也冷笑,说,有你远种态度放在这儿,至少叶灵风的话是用不着再核实了,你的确是个不会轻易认罪的人,死到临头了还顽固不化。

  小姨觉得公安的话太可笑了,她把下颏扬了扬,一点也不妥协地说,你们说我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们的话的,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用不着你们在这儿使离间计。

  公安不耐烦地说,我们也不想和你多说,我们来也不是和你说什么的,你在这里按手印,你把手印按了,到里面,自然会让你看叶犯的交待材料,自然会有人和你慢慢说的,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究竟是谁在撒谎。

  小姨一脸平静,挺直了腰,捋了捋头发,看也不看公安递过来的逮捕书详文,在上面按了手印。

  两个公安过来给小姨带手铐。小姨没有哭。倒是杨支书站在那里,阴着脸不说话,公安叫他去把门打牙,他白了公安一眼,没有动。公安知道这个支部书记不是一般的支部书记,他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红军时期的老革命不但有资格,大都有点犟,他们见得太多了,不大容易指使,就不和他计较,自己过去把门打开了。

  十天以后,小姨在牢里看到了公安所说的那份揭发材料。审问者觉得她太难缠了,她不光不承认她的反党罪行,还不依不饶地质问为什么要把她抓送来,好像抓她进来是个大错误似的。审问者在审讯遇到了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将一份揭发材料气壮山河地抛在了她的面前。

  小姨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字体。那是她熟悉的字体,那种字休写出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剧本,每一个剧本她都不止一次地读过,不止一次为它们流下过热泪。小姨拿起那份材料,一页一页读完了它们。她的目光长久地盯着揭发材料后面那三个字的署名。然后,她把材料放回到桌子上,移开目光,看着窗外一株遮天蔽日的油桐树,那以后她紧紧地闭住了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三天之后,小姨提出了堕胎的申请。

  狱方研究了小姨的堕胎申请。他们只管收监,不管对人犯的案情处理,认为这正好是一个丢掉包袱的机会,否则日后若人犯判得重了,在狱中滞留的时间长了,反而是个麻烦。狱方由此批准了小姨的申请。

  虽然小姨怀孕已经五个月了,但对见惯了血腥场面的狱方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小手术,远不如刑场上的枪弹处理复杂。一名长着酒糟鼻子的年轻狱医奉命完成这个手术。按照医科学校传授的知识,他使用米腓司酮来进行这个手术。

  年轻的狱医将几粒药片包在一张牛皮纸里,由管教干部陪同,送到女监,令小姨服下,告诉她发作之后向管教干部报告,然后到狱医室引产并做清官术。

  年经的狱医送过药片后回到了狱医室里,一刻钟后,他接到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女朋友约他晚上去看电影《钢铁战士》。年轻的狱医放下电话后回想了一下,他记得他在哪一本画报上看见过对这部电影的宣传,画报上的演员照片拍得很漂亮,他很喜欢他们。他这么想样,从药柜里拿出药瓶,倒出药片,去了女监,令小姨再次服下加倍剂量的米腓司酮。

  小姨很快发作了。她被送到狱医室。年轻的狱医一边准备器械一边不住地抬起手腕来看表,心里估计着能用多少时间处理完手中的这个手术,然后换了衣服陪女朋友看那场精彩的电影。

  年轻的狱医戴的是一块英纳格,那是一块好表,走时准确。但是年轻的狱医没有想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糟糕——小姨腹中的胎儿并没有按照教科书中写的那样顺利地出来,而是死在孕妇腹中了。年轻的狱医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把那个该死的胎儿弄出来,他所有的办法都用进了,他甚至动用了剪子,可胎儿根本不听他的摆布,紧紧地依附在母亲的宫体里,就是不下来。年轻的狱医开始出汗了。他有些烦躁。他喝斥躺在那里的产妇。他说,你别光躺在那儿呀,你也使点力气呀!产妇躺在那里一声不吭,也没动。年轻的狱医开始没有留意,以为她是害羞,她害羞才不叫。等到产妇晕过去之后他才发现,产妇不叫是因为她不愿意叫,她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烂了,直到她晕死过去后仍然紧紧地咬着嘴唇。年轻的狱医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情况非常紧急,产妇已经休克过去了,血压急剧下降,心跳减缓,并且伴随着大出血症状。

  浑身鲜血的年轻狱医手足无措,他丢下器械,冲出狱医室,惊慌地叫来了监狱领导和老狱医。

  监狱领导和老狱医匆忙赶来了,他们经过一分钟的判断,认定他们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又经过三十秒钟的商量,作出了摘宫的处理决定。

  一个小时后,小姨被送至县人民医院。

  第十九节

  小时候我和表哥焦建国是一对冤家。我们俩老是闹矛盾。他总是对我吼道,小兔崽子,滚回你自己家去!我说,凭什么让我滚?要滚你先滚。他就上来用脚猛踢我。如果我反抗,他会把我挟在他那两条细细的胳膊下,捏住我的鼻子和嘴,让我无法呼吸。这是我知道的最厉害的惩罚之一了。我是说,对一种靠着呼吸来维持生存的生命,你不可能再找到被人捏住鼻子和嘴不让你呼吸更难受和恐怖的事情了。我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脸色发紫,拼命挣扎。可是他的力气比我大。他死死地捏着我的鼻子和嘴,就是不松手。我觉得我快完了,我就要死了。我翻着白眼,倒在地上。他格格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怎么样,你们家里人多,空气少,匀不过来,你跑到我们家来,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我知道小姨会护着我,但我从来没有向小姨告过状。我知道小姨不会相信她这个儿子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在她面前一向表现乖巧,像歌里唱的那种真正的花朵,只要她在,他总是瞪着一双天真烂漫的大眼睛,脸上布满了甜甜的笑容,把手洗得很干净,把鼻孔下擦得很干净,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走来走去,一点响声也不出。他用一种谦恭的眼神看着她,好像他不是她的儿子,她也不是他的母亲,他是一条叭儿狗,而她是他的主子。

  我在童年时代一直想揭穿焦建国的阴谋。那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开始以为是我比他小好几岁,而且力量不够强大,我的复仇之刃无法洞穿他的阴谋,这才导致了他长期以来幽灵一般无所附依,让我捕捉不住的局面。后来我知道了那不是原因,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比我曲折,他是靠着这种曲折的经历才成为一个恶棍的。我本来还有一个办法,是让我的两个哥哥把他狠狠揍一顿,揍得他口吐白沫向我求饶为止。这个很容易,我是能办到的,谁叫我们家骡马成群呢?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不想靠着人多势众来保住自己的尊严,我要亲手把他干掉。

  还因为他为此流过泪。

  六十年代后期,小姨已经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小姨那里了。

  那段时间学校里搞运动,不上课,我有时候白天去大街上看忙忙碌碌革命着的人们,晚上就去小姨家。有一天我去小姨家的时候,小姨正在收拾东西,我一进门她就对我说,早点洗了脸脚睡觉,明天我们去山东。我说,我们去山东干嘛?小姨说,你别问,去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了山东。

  到了山东我才知道,我们是去看焦柳的。

  省商业厅厅长焦柳在革命运动中被揪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运动后,被发配到山东的一个临海农场里劳动改造。农场是半军事化集体生活,日子很清苦,也很劳累,这让焦柳很不习惯。焦柳想不通为什么自己革命了一辈子会落到如此下场,会成为革命的敌人,他就给小姨写信,希望小姨能去看他。在那之前,焦柳已经和小姨失去过好几年联系了,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小姨新的地址的。他曾反感小姨老是为孩子的事去找他,并毫不客气地把小姨赶走,现在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件事。他在写给小姨的信上说,我们是多年的战友,我们还做过夫妻,别人不理解我,难道你还不理解我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焦柳。他眼圈发黑,眼袋松弛,不修边幅,身上脏兮兮的,有一股浓烈的汗臭和狐臭味,因为有些发胖,喘气有点困难。他一见到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朝小姨手上的旅行包看,直到小姨把旅行包打开,一样样拿出带来的罐头、白糖、猪油、香烟和衣物,他才从紧张的状态中缓解过来,长舒了一口气,好像小姨这样做才没有辜负他的预期,他才放心了似的。老实说,他这个样子令我十分失望,他和我印象中的那个强有力的焦柳完全不是一个人。在我看来,英雄不该是这种样子的。

  那以后,焦柳就开始给小姨讲他的事。他也不问小姨那么大老远地来,还提了那么老大一堆东西,累不累,也不问我是淮,也不给我们找地方坐下来,给我们倒一口水喝,让我们喘一喘气,只管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他说他想不通,自己为革命做过那么多的贡献,怎么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说他不明白当年那些同事和部下,怎么一个个都一抹脸成了白眼狼,争先恐后地揭发他,把他往死里踹;他说他更不明白他的妻子,当年她那么坚决地要跟他,要死要活,把他当成一个神,佩服得要命,现在他倒霉了,她就不管他了,还提出要和他分手,简直像个变色龙;他说他现在身体不好,很不好,非常非常不好,老是犯失眠,夜里睡不着,睡着了就做恶梦,肾脏也有问题,有时候两分钟滴上两滴,有时候尿不出尿来,很痛苦;他说他想去找谁谁谁,他是他的老首长,当年很欣赏他,他还在台上,说话还管用,他了解他的情况,应该出来保他……

  焦柳从中午一直讲到傍晚,这中间他起身去水缸边舀水来喝。我渴坏了,像一只走进了沙漠的羚羊,也去水缸边舀水。他这才像刚看到我似的,警觉地把水瓢横在嘴边,问小姨,这孩子是谁?是你的?然后他不等小姨回答,把水瓢放下,抹一把嘴角,又接着讲他自己的事。

  在焦柳喋喋不休地讲着那些事情的时候,小姨一直坐在门上安静地听着,她只是从旅行包里拿出毛巾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然后用毛巾扇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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