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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的太阳,晒得庄稼叶子蜷起来,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咝咝的神秘的响声,那是水分在阳光下蒸发的声音,袅袅升腾,像万物的灵魂。他们吃得无精打采,可地上一群大蚂蚁却兴奋不已,呼男唤女地,忙着来搬运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潘红霞低着头,看着那些忙碌的渺小的生命,一只蚂蚁,坚韧地,磕磕绊绊地,挪动着远比它庞大的一块面包屑,它几乎是在拖着一座山脉爬行,身子一歪,翻倒了,向着天空祈祷一样拼命蹬腿挣扎,又翻过来,再爬。真是愚公移山哪。她看得出了神,心里慢慢慢慢涌上来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一天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他们是谁呀?他们怎么会一筹莫展呢?他们最终还是把他——文学新星找到了。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途经那座小城时,他们闯进了人家的家里。其实,他们只有他一个大概的地址,是从那学校留守人员那里打听来的,知道他住在那小城,一个很大的厂矿区。他们想,好了,就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他们真把他捞出来了,从一个有着万余名职工,大得本身就像座小城一样的厂子里找到了他的家。那样的工厂,只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专家的手里,才可能诞生,辽阔得简直奢侈。到处是树,建筑却朴素,结实笨重,在标志性的地方,比如,一座俱乐部的屋顶,往往有一颗克里姆林宫式的孤独的红星。

  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学新星的小城,甚至,在我们的省城,都还没有煤气。我们还在用最古老的方法:生火做饭。在我们这个盛产煤炭的地方,煤自然是主要的燃料,“和煤泥”是家家户户的男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最平常的一项家务劳动。

  他挽着肥大的裤腿,穿一双拖鞋,夹脚趾的,类似日本木屐的那种,他穿拖鞋劳动这一点让姑娘们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娴熟舞动铁锹的双臂,非常健壮、结实,是劳动者的双臂。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个到处是树的大院子,凉爽下来。煤堆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儿,一岁,也许是一岁半,扁扁的小鼻子,双手捧着装了橘子水的奶瓶,喝两口,举起来,冲着那个劳动者,爸爸爸爸一阵喊叫,快活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肺腑之言。那一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家之主,和父亲。

  当然,他们来了,呼啦啦一群,他们向他走来,在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这是史诗的一天,奥德修记的一天。奔波、坎坷、挫折,然后是,家园和美景。他们走向夕阳中劳动的他,他很惊愕,直起了身。他们中为首的那一个,向劳动者伸出了右手,叹息一样地说道:

  “我是刘思扬。”

  “哦——”他扔下了铁锹,用沾满煤灰的手握住了那只手。他们会意地、惺惺相惜地、感动地握在了一起: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七七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另一个七七级邂逅相逢,只要彼此说一句:“七七级的吗?”仍然,会有一种亲近感: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无论生活使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贵,堕落还是高尚,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句“七七级的吗?”就是一句重返青春时光的符咒,一句意味无穷的暗语。七七级,这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共同维护的回忆:他们创造了共和国校园历史上短暂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浪漫时光:自由和诗情的时光。那是他们每一个卑微者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合力创造。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看那所学校吧,河边的学校,潘红霞刘思扬的学校,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没有一座上年纪的建筑,春天,沙尘暴袭击这城市的时候,它总是首当其冲,一无阻挡。沙尘暴把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吹得像枯草一样拼命摇晃。没有关紧的玻璃窗乒乓乱响,有时还会有玻璃被打碎的尖利惨烈的声音。即使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要不了一会儿工夫,那些原本干干净净的课桌上讲台上就会蒙上一层细密的黄尘,像被筛子筛过的一般。可就在这样昏天黑地令人绝望的天气里,也仍然会有阻挡不住的清新蓬勃的笑声。

  假如是在一个晴好的天气,这样的好天气毕竟还是有的,你爬上四楼,在朝西的随便任何一个窗口,向外面眺望,你都会看到我们的河流。它曾经壮阔,年轻丰满,脾气很大,可现在它衰老得厉害,几乎就要流不动了。泥沙使它的流水又浑浊又黏稠,这学校的学生,曾试图在那里游泳,可失败了,河水浅得已经浮不起人来,更别提船了。但他们仍然爱它,爱它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景致,像爱一个有神秘经历的老人。

  他们并不知道这河流的历史,说实话对所有的历史他们都知道得不多。他们一点不知道,就在他们常常聚会散步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古渡口,贾岛就是从这里登船,离开了他客居十年的异乡。李白途经此地,也正是在这里弃舟登岸。再往南,没有多远,曾经有一座跨城的城堞,将东西两岸两座城池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河上的城墙,下面舟楫穿行,上面则是车辚辚马萧萧。这壮丽的河上的城墙,后来,被冲天的大火烧成了灰烬。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河流的荣耀,也不知道它的伤痛和屈辱。就像后世的人们, 更年轻的人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和这河流曾经有过怎样深刻的缠绵。

  当然,在低处是看不到河流的,比如,在礼堂的窗口。礼堂,其实又是学生食堂,很大的一个大厅,空空荡荡,没有座位。开饭时,人们就蹲在地上吃饭。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围着一只装主食的大桶和装菜的脸盆,那时,这城市还实行着供应制,细粮,也就是白面大米,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其他都是粗粮,而炒菜用的食油,每人每月只供给半斤,所以,那装主食的大桶里,经常装的都是金灿灿的玉米面窝窝头或者发糕,菜则基本上是水煮一般。和那时的许多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潘红霞刘思扬们的学校,也曾因为食堂糟糕的饭菜引起罢课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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