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85)_马曳

八五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但其实内心里在想，反正在不在印刷厂都得开满20个小时的会，如果开完了真的有Dom Pérignon喝，那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我们的那个项目包下了印刷厂最大的一间会议室。两家投行的人，公司律师，投行律师和审计师都已经到了，巨大的会议桌坐得满满的，只留下最中间的几个位置，等公司的人来。我们行的香港办公室派来了ECM的人，K女王还善解人意的给我找来了一个分析员打下手。小姑娘甫一看到我们，就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起她是如何提早来帮我们抢座位，并且含辛茹苦的使出各种招数保卫这些来之不易的位置的。

　　K女王刚跟对方银行的老大寒暄了几句，会议室门开了，公司的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站起来，像欢迎领导人到访似的。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性显然是公司的创始人，各方老大们热情的迎上前去打招呼，我们这些小兵只能面带微笑的看着，假装自己是礼仪小姐。

　　我立刻发现，初次见面，联席承销商Y银行那边吃了亏。他们的老大是一个高大的白人，中文只能说出你好两个字来，而公司创始人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个hello来，反倒是K女王，虽然她那口带点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不怎么亲切，至少在交流上毫无障碍，反而引得创始人先生对她的背景产生了好奇，两个人高兴的聊了半天。

　　等到大家都入座，打开招股书开始开会，已经十一点了。K女王在我耳边低声的说：“这个创始人迷信，找大师算过说周四是黄道吉日，所以不管这几天怎么拖拉，周四半夜十二点前肯定会结束的。”

　　我想笑，但最后还是努力憋住了。我听说过要在黄道吉日结婚迁居的，但要说在黄道吉日向美国证监会交纳招股书，这还真是头一遭。

　　第一天开了整天的会，但是居然只讨论了招股书开头的总论和商业章节，连风险因素和MD&A都没有讨论。其间因为商业章节里对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公司的创始人和Y银行的白人老大争执了很久，差点吵了起来。这架吵得非常费力——投行老大说了一句话，公司董秘帮忙翻译给创始人听，然后我们看到创始人变得怒容满面起来，很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投行这边的分析员再翻译给老大听，然后老大再做出反应。对我们这些不需要翻译的旁观者来说，这种有延迟的吵架像看卡带的旧电影一样，有一种奇怪的喜剧效果。然而眼看双方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连我们这些看客也觉得如坐针毡起来。我不断的偷瞄K女王，想看她会不会调停一下局面，但她只是保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一直在听，仿佛事不关己似的。

　　两边吵得快要下不来台了的时候，公司律师终于出来打了圆场，建议在招股书里写“某公司是某某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之一。”

　　创始人先生不干：“我们明明是最大的，为什么非要写‘之一’？”

　　律师于是很为难的给他解释，这种非常绝对的说法，写出来容易被质疑是否属实，有法律风险。

　　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K女王开口了：“之前不是有一份市场调查报告说某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吗？我们直接写根据xx调查报告，某公司是某某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不就好了吗？”

　　创始人先生马上拍了下桌子：“这个好！”律师斟酌了一下，说这样是可以的。另一家投行的老大听了翻译，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看见公司董秘向K女王投来一个感激的眼神——这尴尬的一关就算是过了。

　　可能因为觉得反正还有很多时间，第一天的会晚上八九点就散了。我本想写封邮件给林染看她有没有时间出来喝一杯，然而时差的困意袭来，我几乎是刚踏进酒店房间的房门就睡着了。

　　第二天简直毫无悬念的天刚亮就醒。我打开窗帘往外看——房间对着青色的山，半山腰里藏着一座水光粼粼的蓄水池，在晨早的雾气里，有鹰一样的鸟儿从山谷和大厦间飞过。原来香港的钢筋水泥森林里面还有这样的景色，我不由得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些好感。

　　吃完早饭，礼宾部的中年大叔很热心的告诉我，从酒店到中环，有一条景致很不错的路。想着时间还早，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一路穿过香港公园，又穿过一座教堂，车水马龙的主路应该就在旁边，但是我走的这条曲径通幽的路却好像世外桃源似的。虽然是春天，沿路却能闻到桂花隐隐约约的香气，直到最后一个下坡，却是已经在置地广场的斜对面了。

　　后面几天的会拖得一天比一天久，大家仿佛集体得了拖延症似的，每天的讨论似乎都要到了深更半夜才能进入正题。香港的小分析员跟我说，每次跟代表公司的这家律所合作，都要准备好拖到凌晨5点证监会系要关门前一刻才能把招股书交掉。因为人家生意好，合伙人总是同时有三五个项目在进行，所以往往像我们这种好多天的印刷厂会议合伙人只有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才会出现，中间都主要交由她下面的律师负责处理。“不过这次我们运气好。”她说，“公司要求必须在周四交表，他们再怎么拖也拖不过周四半夜去，我们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虽然有周四的这个盼头在，这许多天的会还是很折磨人的。印刷厂的茶水间里放着一张按摩椅，最初的两天大家都不怎么好意思在公共场合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按摩椅，到了周三半夜以后，谁也顾不得那许多了，简直恨不得能排着队躺着放松一下。

　　过了第一天，创始人先生便每天来点卯一两个小时，不再从头和我们坐到尾了。神奇的是，公司方律师的合伙人也总能在他来之前的半个小时出现，又在他离开后的半小时左右消失不见。两家投行的人和承销商律师倒是老老实实的每天来报道。几天观察下来，我发现联席承销商的老大其实水平很高，总能见微知著的发现招股书里的问题，又能高屋建瓴的提出观点和建议。更让人佩服的是，经过这么多天连续从早到晚的会议，他一点没有显得疲惫的样子，即便开会到了深夜，也仍然保持着精神抖擞的架子，直让我想起从前律所里那位从美国坐飞机去欧洲还能一路保持西装笔挺的合伙人。

　　去买咖啡的时候，我跟K女王说了我对对方这位老大的种种观察。K女王说：“你倒是观察得不错。他是香港投行界最有名的几位前辈之一，能力和姿态都不是现在很多新提拔的高层能比的。可惜，在这个市场，他慢慢变得irrelevant了。”

　　“为什么？”

　　“你也看到了。他没法跟这些中国公司不会说英文的企业家交流。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十年前在香港这个市场里要出人头地，说不说中文是不那么要紧的，可是现在，各家银行根本不会调任何一个不说中文的人来香港做中国业务。除此之外，他的业务水平很高，但往往找不到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和他们进行沟通，因而有他在的项目上常常会出现第一天那种和公司高层发生争执的情况。”

　　我沉默了。这种英雄迟暮的故事总是听着有点心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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