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30)

三〇

　　冒充矿工的萧原拿走了一份盒饭，就意味着另一个真正的矿工接下来要饿着肚子干活。那个矿工当然不干，所以他大声嚷嚷起来，他最后还跑出矿井去继续抱怨。在他的抱怨声中，上面的人突然意识到：矿井里多了一个人。

　　萧原就这样现出了“原形”。但安监局工作人员并没有为难萧原，他们只是派人把他逐出警戒线外。当然，在此之前，他们还是让他吃完了那份盒饭。萧原后来在《采访背后》里描述了它的滋味，他说，尽管饭菜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却仍然让他狼吞虎咽。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它仍然只是《采访背后》中的一小段经验之谈。但萧原所做的显然不只是这么多。当安监局工作人员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向媒体记者通报事故情况时，萧原又一次利用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蹊跷之处。

　　安监局工作人员通报的情况如下：5月21日上午10时许，本市西郊区某小型煤矿发生坍塌事故，根据煤矿负责人提供的情况，事发时有16人在井下开采，14人逃出，另2人被困井下。经过9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矿工的尸体于当晚7时被找到，救援工作随即结束。此次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极为重视，迅速部署救援工作，区安监局领导还亲临现场指挥……

　　萧原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死亡人数。他告诉我，他怀疑这个数字的根据是，在他呆在井下的那段时间里，曾经听到矿工们说起塌方时井下被困的一共是7个人，而不仅仅是通报材料中所说的两个人，所以他认为这份传给媒体的通报材料说了谎。或者说，那个煤矿负责人向安监局隐瞒了真实情况。

　　“也许他们记错了。”我说。我承认，这只是我的猜测。

　　萧原反对我的猜测，他说：“都是朝夕相处的工友，他们怎么可能记错？”

　　“煤矿负责人为什么要对外隐瞒另外5个人死亡的消息？”

　　“很简单，这是一场数字游戏。你知道，死亡人数是两个人还是7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故等级，而不同的事故等级又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责任。现场几十个记者都看见了那两具尸体，但没有人看到另外5具尸体，我也没看到。”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他接着说，“我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我被他们赶了出来。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减法。”

　　“但是，他们怎样去向那些死者家属交待？”我继续追问。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萧原愤恨地说，“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这场事故带来的责任。”

　　我同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还有5个死者，他们是谁？”

　　萧原说，他仔细回忆过那些矿工们当时的对话，他们谈起过几个人的名字，他还隐约记得其中三个：一个叫阿贵，另一个叫大发，第三个叫小林。

　　我认为萧原应该去找那些矿工，也许他们会告诉他真相。

　　萧原点点头，但很快又摇了摇头：“如果上面说了谎，自然也会让下面的人闭嘴。如果你是他们，在上面要求你闭嘴的同时给了你某种压力或者某种好处，你还会不会对一个记者开口？”

　　“还有别的办法么？”我问道。

　　萧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看向了斜上方，右手的五个手指轮番敲击着桌面。我知道，这个举动说明他开始思考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手指很长，它们在桌面上优雅地跳跃着。萧原的眼神有些游离甚至还有些陶醉，就好像他正在舞台上弹钢琴，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

　　当桌面上的“琴声”消失之后，萧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我。他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一定水落石出。”

　　萧原并没有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只用了四天就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说过，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四天以后，《北方时报》上刊登了萧原对这场矿难采写的追踪报道，它的标题是《谁剥夺了5名死者的“名份”？》。

　　在这篇报道里，萧原证实那场矿难中的确有7名矿工死亡。就像他事前猜测的那样，为了“控制”这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煤矿负责人向那些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下达了“封口令”，他们骗过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却没能骗过萧原。

　　你一定在问我，这一次萧原又是怎么做到的？好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萧原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智慧。

　　被逐出矿井之后，萧原不仅记住了其中几个死者的名字，他还记住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当他乘坐火车赶到那里时，才知道他所掌握的那个地名是一个行政乡。在一个下辖12个村的行政乡里，仅凭几个名字就想要找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萧原曾经试过去找派出所警察帮忙，但警察并不能根据那几个听起来像乳名的名字，就把他们从厚厚的人口档案里找出来。萧原只好又一次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他在那些村子里奔波了整整两天，见人就问是否认识阿贵、大发和小林。

　　在第二个黑夜来临之前，萧原的辛苦奔波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找到了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个村子。

　　那是一个小山村。从进村的那一刻开始，萧原就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哀伤。这种哀伤弥漫着整个村子，一共有5户人家正在给几天前死去的亲人办丧事。从灵堂里摆放的遗像上看，死者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

　　到了这个时候，萧原认为自己的任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事前没能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那些亲属们并不承认死者是死于矿难，他们甚至不承认死者曾经在那个煤矿里当过矿工。

　　阿贵的哥哥刘秋田告诉萧原，他的弟弟是被毒蛇咬死的，大发的妻子则说她的丈夫是得了一种怪病死的，小林的母亲和另外两个死者亲属也都是这样说的。

　　萧原后来告诉我，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也以为自己搞错了，这使他很沮丧。然后他离开村里，搭车到附近的一个镇上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赶回报社。

　　当天晚上，疲惫不堪的萧原在那个简陋的旅馆里正要入眠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他踏进阿贵的家门口之前，曾经听到过一男一女的说话声，他还隐约记得那个女的说了一声：“一万多块就把命买了？”进门之后，他才知道说话的是阿贵的姐姐刘秋玲，而她的哥哥刘秋田正在旁边数钞票，见到萧原之后才停手。

　　这个细节使萧原翻来覆去彻夜不眠。他相信，刘秋田也对他说了谎，而使他说谎的就是那笔“买命钱”。

　　“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死的是他弟弟啊！”萧原自问自答，“但我后来猜测，也许，就像那些矿工一样，他们也曾经被人警告过要对记者闭嘴，否则就拿不到那笔死亡补偿金。”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第二天一早，萧原又出现在了那个村里。他很快找到了正准备下地干活的刘秋田。

　　显然，刘秋田对这个再次来访的记者并不欢迎，他甚至表现出了敌意，他一边收拾农具，一边对萧原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还来干什么？”

　　对于这种不礼貌的待遇，萧原早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并没有生气。他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如果阿贵是在煤窑里挖煤的时候被砸死的，那么会得到几万元补偿金。但是，既然你说他是被毒蛇咬死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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