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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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