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故人戏(157)_墨宝非宝

一五七

　　也恰合了他的心境。

　　原先的傅家，门外常年候着三四辆黄包车，少爷、小姐们出行频繁了尚且不够。如今是一辆未见，大门外空空如也。汽车到时，一辆空着的黄包车也正巧路过。

　　“三爷？”车夫看到傅侗文他们，热情地停下，“三爷要出门？再给您叫几辆车？”

　　“既然今日有缘见着了，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去叫吧。”他笑着应了。

　　对方立马招呼同行，不消片刻，傅家门外停驻了五辆。

　　三爷来了兴致，万安只好照办，吩咐人把行李搬上汽车后，看着他们先后坐到黄包车上，放心不下地在沈奚耳边嘀嘀咕咕，都不过是吃穿住行的细节。

　　待他们动身，万安嫉妒地望了一眼培德，长吁短叹地挥手道别。

　　等他们到正阳门，送行的队伍也刚到。

　　傅侗文怕吵闹，躲开送行人群，在一等候车室候车，等代表团全都登车后，带众人从最后一节车厢上了车。这趟火车是为代表团准备的，所以从头至尾的车厢都是经由头等厢改良，分了隔断，做成一个个包厢。

　　他们的包厢里，当中一个狭长的木桌，两旁座椅鹅绒铺就，坐下去软绵绵的，一看到就是为了抗寒所备。他们六人分两旁，面对面坐着。

　　起初不觉什么，可开到天黑，车厢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度。

　　包厢狭窄，活动不便。人不方便动，血脉不畅，更是冷。

　　沈奚和傅侗文轻声说话，呵出的都是白雾。

　　“这要到了东北，再到朝鲜，是不是要冻死了？”她轻声玩笑着，递给他刚从热水里捞出来的白手巾，让他擦脸。

　　像为了应对她的笑谈，有人扣门，前面四节车厢都起了烧煤的炉子，让后边车厢里的人，都去前面取暖。总长特地嘱咐，要傅侗文一行人去第一节车厢。

　　这节车厢被临时布置成了会客室，前后两个煤炉子，温度已经升到了二十度左右，和后边的车厢简直是两个季节。

　　沈奚本以为要到横滨，才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外交总长，没想到在乘车当夜，就因为天气原因，见到了这个传闻中的外交行家。

　　他们进去时，周礼巡也在，还有总长的比利时妻子。女人易老，尤其是洋人更是如此，不必问，沈奚一眼就看得出这位总长夫人比总长的年纪要大，而且大了不少。

　　“这位便是傅太太了？”总长笑着和傅侗文握手后，望向沈奚。

　　“您好。”沈奚颔首。

　　“来，我们坐下说。”他招呼着，显然和傅侗文、周礼巡都很熟悉了。

　　那位夫人亲自端茶来，递给每个人之后，最后笑吟吟地看向跟着谭庆项的培德，笑着问她的国籍，听到她来自德国和名字后，惊讶了一瞬，笑着用德语对负责翻译的谭庆项说：“我来自比利时，正好会说德语，倒也不用翻译了。”

　　随即她又握着培德的手，亲切地说：“我也是叫培德，真是缘分。”

　　除了谭庆项外，培德难得听到德语，很是惊喜。

　　谭庆项用简短的话语讲了培德身世，是用中文。

　　外交总长笑着说：“既然这样巧，你就陪她说说话。”

　　“好啊，你们聊，我们出去。”

　　总长夫人带培德离开，谭庆项不大放心，怕培德说话不知分寸，随着一同走了。

　　余下众人依次落座。

　　沈奚留意到这个车厢里，有十数个木箱，占了大半车厢。烧煤的取暖炉摆在门口，避开了堆放箱子的地方。想来，都是要紧的文件。

　　傅侗文和总长笑谈着，周礼巡时不时会加入谈话。

　　沈奚和小五爷不大插话。

　　傅侗文在北上的路途中，曾对她提过，他和这位外交总长的渊源，来自于他一位敬重的长辈许景澄，人称“许公”的外交前辈，在多国做过公使的老人家。不论傅侗文还是辜家，在外交场上起步都受惠于许公。就连辜幼薇常说的那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也是许公的名言。

　　而恰好，许公就是这位外交总长的恩师，这才有了傅侗文和他结识的缘分。

　　沈奚的思绪，被外交总长的笑声打断。

　　“你幼年时，曾见过我，还记得吗？”外交总长问小五爷，“怕是忘了吧。”

　　小五爷笑着，摇头：“不记得了。”

　　外交总长看着这位有心入行外交的青年，心生感慨，微笑着说：“当年我入行时，许公为我讲了一件事，关于驻法国使馆的。那时还是清朝末年，我们法国使馆租的是民房，租约到期时房东来收房子，异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国使馆里从上到下都是烟鬼，房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后来此事闹得不可开交，在法国丢了颜面。”

　　他无奈一笑，接着道：“许公讲完这件事，就对我当场提了三点要求，”他竖起三根手指，“不抽大烟，不碰赌博，更不能去声色场所。”

　　小五爷认真听，背脊笔挺，军人之姿仍在。

　　外交总长沉浸在往昔的回忆里，难以自拔：“许公想栽培我，可又看不上拜师啊，义结金兰这种结党做派，只是让人多多指点我。许公有大义，培养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门生遍天下。”

　　可惜，那个年代容不下太多人。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许公因为反对慈禧旨意，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被处死。那年傅侗文刚到英国不久，被北京入侵和许公被处死的双重噩耗打击，病了半月。

　　外交总长伸出手，在烧煤的炉子上，烤着火。

　　“我们老一辈这些公使，做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事，签的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总长看向小五爷，“民四条约……就是我签的。”

　　他的声音很轻。

　　在提过去，提一个沉重的过去。

　　也许是傅侗文这位故友在，也许是这一次是作为战胜国去巴黎，所有人都是抱着一雪前耻的念头，才能让他主动提到了这件事。当年举国震惊的日本“二十一条”，最后妥协谈判数月，成为了《民四条约》。

　　“我当时能做什么？能做的只是一面让顾维钧私下放话给美国人，让国际方面施压。一面就是拖……每逢谈判日，上茶、点烟、鞠躬，慢慢地磨，慢慢地谈。最后……还是签了。”

　　这是发生在袁世凯时期的往事。他不签，也要有别人来签，这个名字谁签下去，就是再也洗不去的污点。

　　小五爷不知如何应对。

　　傅侗文忽然出声，替在场人揭过这件事：“此行去巴黎，正是扳回一局的时候。”

　　“是啊，”总长长叹，“我们等着一雪前耻的日子，等太久了。”

　　闲话半小时，总长夫人回来，提醒大家总长要见下边的客了。

　　顾维钧等公使都在等着。

　　傅侗文即刻告辞，带沈奚和小五爷离开车厢，周礼巡留下，接着谈正经事。沈奚迈出车厢，见几个穿着深色羊绒大衣的男人们等在门外，都是和傅侗文会面过的公使，大家颔首招呼后，错身而过。

　　“那个是顾维钧，”傅侗文说，“驻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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