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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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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所宣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的权力、就业机会和婚姻自主三大方面的平等，男人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特权的东西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还向男人要些什么呢？男人手里还有什么呢？ 要当哲学家吗？拿出思想来。 要当政治家吗？拿出纲领来。 要当军事家吗？拿出战绩来。 每一扇大门都是敞开的，能否进去那是女性自身的实力问题。如果以分配名额的方式让女性参政，那么它的大前提就已经失去了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作品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更多地从人类生存和社会分工来评价女性，赞美女人的天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作品倡导女性正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倡导男人表现出更多的宽阔胸怀和社会责任。 作品告诫女人：不可轻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权运动救世主们，不可轻信“女人为自己活着”的偏激观点，那些不顾实际而将男女接同一竞技规则计分的女权理论，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终却是伤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有赖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夏英杰认为：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更好地保护女性。女性要求的权益不应该是生存规则的平等，而是社会利益向女性一方的大倾斜。这个倾斜度将直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尽管夏英杰完全站在了女性利益的立场上，但是她身为女人，毕竟直白地承认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在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舆论界的攻击，很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很可能会失去一批读者。 但她决意要冒一下险，因为她不想撒谎。 来到罗马快一个月了，陌生的国度所产生的新奇感渐渐消失，夏英杰已经开始平静地对待这里的生活。她和江薇一起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买了一辆女式菲亚特轿车。 她将自己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家里，着实让父母大吃一惊。她不定期地与宋一坤联系，让他掌握这里的情况。 从来到罗马的那一天起，夏英杰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硬指标，每天写作不能少于两千字。她已经有了一部小说的写作经验，加上详细的写作大纲和大量的参考资料，所以写起来比较顺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那些日子确实紧张，但是考试通过之后她就轻松多了，她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时间。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写作，直到完成两千字以上，晚上从事一些社交活动，广泛收集素材，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 夏英杰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欧洲华人社会却不平静。她的案头放着大量华人刊物，有《欧华》、《欧华时报》、《罗马侨讯》、烨夏文摘》、《荷兰华侨通讯》等等，从一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华人生活的一斑—— 《震撼欧洲的浪潮：移民与排外》 《华人与黑手党又被划上等号》 《奥地利的“外国人法”与中国人“黑手党”事件之间》 《罗马之梦与签证的破灭》 《凶案发生在巴塞罗纳——一起华人自相残杀事件始末》 忡共公安来法与警方合作联合治黑》 《排外潮带来的政治风波》 《捍卫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声誉》 尽管夏英杰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还谈不上了解，但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事实她是感觉到了。在罗马的高级旅馆门前，英、美、德等十几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却惟独看不到庄严的五星红旗。 罗马街头，日本产的轿车，日本人的银行，日本人的超级商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赛人永远都在四处流浪，似乎罗马尼亚人永远都在街头卖报纸，似乎中国人永远都在开餐馆打工。 作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骨子里渴望祖国发达、强大。 在罗马，夏英杰的爱国主义情感用不着让谁来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这天下午，夏英杰刚写完她的两千字指标，正在客厅里听音乐，门铃响了。她透过监视孔见是叶红军，便打开门。 叶红军将提包放在沙发上，脱掉皮手套和皮大衣，听着音乐说：“《教父》，这是一坤爱听的曲子。” “就是他的。”夏英杰关掉录音机说，“这盘磁带从上海到江州，从北京到海南，有点历史了。这次出国我特意带来，想一坤了就听听。” “今天我来有两件事。”叶红军从提包里取出十几本华人刊物说，“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最新一期的，给你送来。另外，我又来募捐了。” “又来化缘？”夏英杰感到意外，“我来罗马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捐过两次了。” 叶红军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第一次是为罗马华侨联合会捐助经费，第二次是为国内的助学希望工程，这次是为春节联欢活动。我是志愿参加春节活动组委会的，不但出钱还得出力，这事总得有一批人去操持。” 夏英杰这才忽然意识到，又要过春节了。算上今年，她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在父母身边了，而这次，连宋一坤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她心里一阵难过，想家，想宋一坤。她停了一会儿说：“都是中国人的事，当然应该出力。咱们还按以前的方式，捐款数目你来决定。” “我看，你拿一百美元吧。”叶红军说，“募捐历来都是让人难堪的事，自己朋友就得多支持一点。” 夏英杰取了一百美元交给叶红军，说，“你来得正好，今晚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陪我去拜访一位台湾老华侨。江薇陪我去过三次都碰了钉子，她说再也不去了，但我还是不甘心。” “这个人是谁？”叶红军问。 “巴顿饭店的石天文老先生。” “他？”叶红军摇摇头说，“你不用费心思了，石老先生从不接受采访。” “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老人。”夏英杰说，“我这本书可能在五月份完成，必须早点为下一本书做准备。石天文的故事我只是零星听到一点，又感动又难过。如果故事完整，背景材料充足，我想写一部纪实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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