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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夏英杰的随和大方缓解了大家的陌生感,姐夫问: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一坤怎么没一起来呢?”

  夏英杰说:“一坤离开上海一年多了,我们一直住在海口,我是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来的,一坤不知道。这次可能得罪他了,他两年多没给家里写信,是想干成点事业对家里有个交待。”

  姐夫点点头,然后又说,“你先住下,你姐不在家,家里也太乱,呆会儿我和小芳送你去县委招待所,那里条件说不上高级,但是干净,也有暖气。明天我去山里把你姐接回来,你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天,和你姐说说话儿。”

  “不用麻烦。”夏英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专门去山里看看大姐,看看山里的学校和大姐的工作。”

  “那可不行。”姐夫忙说,“县里的汽车只通到山下,上山到学校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呢。”

  “我一定得去,只要有向导就行。”夏英杰说,“大姐能走,我年轻身体好更能走,还能看看山里的风景。”

  “这样的话,”姐夫放下碗筷沉吟了一下,说,“我有个远房亲戚是跑运输的,开一辆农用三轮车,人也可靠,可以让他跑一趟,既能当向导还能保证你的安全,你也能节省点体力。只是山路不好走,一般没人愿意去,收费要高一些,来回八十多里路,得一百元吧。另外,车上颠得很。”

  “行,就这么定了。”夏英杰说。

  “要去就早点走。”姐夫说:“我今天晚上联系好,明早六点你们就动身,天黑前赶回来。”

  夏英杰从身上取出两千美元放在饭桌上说:“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这两千美元你们收下,可以到县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贴补一下生活。一坤说大姐把家里的积蓄全都用在办学上了,这钱最好先别告诉她,给孩子添几件衣服,置点家俱,总之一定要用在家里。”

  两千美元等于一万六千多元人民币,姐夫算得出这笔账,他说什么也不肯收。

  “别争了。”夏英杰说,“一坤的心思我知道,他一直惦记着这个家,他考虑的是长远问题,所以这点钱我都拿不出手,只能表示一点我个人的心情。”

  姐夫无奈,只好说:“那就先放这儿吧,怎么处理以后由你大姐决定,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告她。”

  夏英杰问:“姐夫,当初大姐辞了工作用家里的钱去山里办学,又不能照顾家,周围的人都怎么看待这件事?你自己抱什么态度?”

  “现在的人都抓钱,闲话总是难免的。”姐夫平静地说,“我个人倒没什么,自己本身就是教师。我了解宝英的身世,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对山里的孩子渴望上学体会得那样深刻。”

  夏英杰又问:“如果当时一坤没往家里寄那笔钱,大姐还会离开县城吗?”

  “我想不会了,至少她没这个能力。”

  夏英杰点点头,说:“我想,这正是一坤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大姐,是这个家。他说过,大姐的事情不是几万元钱就可以解决的,这里指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姐和姐夫的晚年生活。”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饭后,更英杰喝了一会儿茶水,便由姐夫和小芳陪着去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

  夏英杰在这个县城最高规格的旅馆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停在招待所门口的路边,姐夫和司机在楼下等候,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朴实壮汉。夏英杰穿着大衣坐进车里,姐夫又递给她一顶大棉帽子,然后三轮车拉着她便向山里进发了。

  车箱是露天的,呼啸而来的寒风钻透棉衣冻得人无处躲藏。

  从县城到山下的路比较平坦,上山后便全不一样了,车箱像一个大簸箕,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剧烈地颠簸,直颠得夏英杰东倒西歪,下跌上跳,五脏六腑都在翻腾,那滋味真让人一辈了都忘不掉。而更可怕的是山路的险峻,往往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山谷,既有大山压顶之惊,又有一落千丈之险,时时让人冒冷汗。

  这种时刻,多美的山色也无心暇顾了。

  二十多里的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马坊村。这就是宋一坤出生的地方,也是宋宝英创办小学的地方。

  夏英杰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马坊村坐落在一面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四周又被群山峻岭围绕,村里分散地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农家宅院屋顶多是茅草,土墙下面露着石基。农田的分布十分散乱,形状各异。这里没有电灯电线,使听惯了机械噪音的城里人会感到一种质朴的宁静。

  走近小学校,渐渐可以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了。学校建在村头,五排石瓦房被四面土墙围起,校门是木制的,门旁挂着一块木板,上写“马坊村小学”。

  这么小的学校,这么简陋的设施,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夏英杰一踏上校园的土地就感到了一种沉重的震撼,一股敬意油然升直。尽管这些建筑似乎不足以用“建筑”一词来形容,但它出自一个普通女性的肩头,出现在这个贫穷到被人遗忘的山村里,它所包含的爱心、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用“伟大”一词也决不过分。

  夏英杰根据牌子所示走进校长办公室,确切地说只是单人宿舍多了一张办公桌。屋里没有人,只有桌上的教材、课本和角落里的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她从办公室走到一间课堂,用眼神招呼一位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年轻女教师。

  女教师出来问:“你找谁?”

  “我找宋宝英。”

  “她正在上课。”女教师说,“请你在校长室等一会儿。”

  跟在夏英杰身旁的司机见状便说,他去村里的亲戚家串门,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顺路的生意,并约定下午五点来学校接她。

  校长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一个“冷”字。夏英杰不可理解,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教学。即使是铁人又能坚持多久呢?中国解放几十年了,何以还存在这种现象呢?

  九点钟,校园内响起了一阵金属敲击的声音,下课了。学生们一窝蜂地从几个教室涌出来,在校园里玩耍,大约有六七十人。孩子们天真欢快的笑声给寂静的大山注人了活力。

  一位年近四十的妇女拿着教材走来,她面容端庄,目光慈祥,脸上的轮廓依稀可以看出宋一坤的影子,清瘦的身材穿着厚厚的棉衣显得不太合体,齐耳的短发里过早地出现了几缕银丝。这就是校长宋宝英,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文雅和亲切。

  “你找我?”宋宝英问。

  “我是一坤的未婚妻。”夏英杰自我介绍,又得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

  “是这样。”宋宝英明白了,她将夏英杰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心疼地说:

  “从海南绕到这儿,这冰天雪地的,真难为你了。走,我带你去伙房暖暖身子。”

  伙房紧挨着教师宿舍,有十几平方米,靠墙垒着一个大炉灶,上有一口大铁锅,烧的是干柴,旁边有两口大水缸,有几袋粮食,宋宝英点燃炉灶,往锅里倒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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