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怪猫(42)_艾勒里·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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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从报童身边走过，正要穿越第六大道去买咖啡，叫卖声里有一个字眼儿忽然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在热尘中有一个东西扬起，停驻在他脑中—— 　　艾勒里搜索硬币，那硬币摸起来冰冰凉凉的。　　“《纽约号外报》！” 　　他站在那里，任凭左右的行人把他撞来撞去。　　报上仍是那只眼熟的猫，但是他有了第八条尾巴，那条尾巴已经不是问号了。　　§第八章　　她的名字斯特拉·佩特鲁奇。她跟家人住在汤普森街，离华盛顿广场不到半里路。她现年22岁，父母是意大利裔，天主教徒。　　斯特拉·佩特鲁奇在麦迪逊大道和四十街交口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速记打字员，已将近五年。　　她父亲移民来美已经有45年了。他是福顿市场的鲜鱼批发商。他老家在意大利的利沃诺；斯特拉的母亲也来自同一个省份——托斯卡那省。　　斯特拉是七个孩子当中的老六。她的三个哥哥当中有一个是神父，其他两个则和父亲乔治·佩特鲁奇一起经商。　　三个姐妹，最大的一个是卡莫来特教会的修女，一个嫁给一位进口意大利乳酪和橄榄油的商人，另一人在汉特学院读书。除了当神父的老大外，佩特鲁奇家其他的孩子都在纽约市出生。　　起初他们以为斯特拉只是大都会会馆附近死伤的百姓之一，之前在清理时被遗漏了。但是，女孩子头部的丝绳，是怪猫特有的标记，他们是在搬动她的头而看见零落的黑发散落到两边露出雪白的脖子时，才发现的。　　大约是在市长对媒体发布伤亡数字时，几个警察在距离大都会会馆一条街半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躺在两家商店中间一条小巷的水泥地上，离第八大道的人行道不远。　　法医处的人说，她是在午夜前不久被勒死的。　　尸体是由佩特鲁奇神父和那个已婚的姐姐特丽莎·巴斯卡隆太太指认出来的。乔治·佩特鲁奇夫妇听到这桩惨剧的时候，两人同时晕了过去。　　一个32岁、在西四街租房子，叫做霍华德·惠瑟克的男人，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惠瑟克很高、很瘦，黑头发，两只黑亮的眼睛长得很靠近，皮肤粗糙，哥特人式的颧骨。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老很多。　　他的职业，据他自己说，是“不成功的诗人”。经过一番逼问之后，他才不情愿的承认，他是在格林威治大道一家自助餐店工作，以“维持肉体和灵魂的共存”。　　惠瑟克说，他认识斯特拉·佩特鲁奇16个月了。他们是去年春天一个深夜在自助餐店认识的。当时她正在跟别人约会，凌晨两点左右一起到店里来。她的男伴，“一个长得像人猿一样来自布朗士区的家伙，打着一条手绘的美人鱼领带”，嘲笑惠瑟克的中西部口音，惠瑟克从餐台上拿起一只烤苹果，身体前倾，把苹果塞进那张脏嘴里去。“从那时起，斯特拉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他生气地否认和那女孩子有染。被接二连三地问到这类问题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烈，得要抑制他才行。　　“她是一个纯洁、温柔的女孩子，”他大吼，“跟她发生性关系，那是不可能的事！” 　　惠瑟克不太愿意谈他的生长背景。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比阿特里斯镇出生，家里种田，是苏格兰后裔，曾祖父是在1829年时随一群人从肯塔基州过来的。他们家有一点儿波泥族印第安人的血统，也有一点波西米亚和丹麦的血统。　　“我是美国人里仅占不到1%的那一型，”霍华德·惠瑟克说，“在小数点之后的，你知道吧？”在老家的时候，他说，他是“十二门徒”教会的教徒。　　他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　　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加入海军，“结果被送到太平洋，被一架差点儿成功的日本神风战斗机送到海里，我到现在有时还会耳鸣，这对我写诗有很大的影响。” 　　战后，因为在比阿特里斯镇难以大展鸿图，所以他就跑到纽约市来，“帮我出钱的哥哥，杜金，觉得我是内布拉斯加州盖吉郡的天降诗人。” 　　自两年前来到纽约后，他唯一发表的作品是一首叫做《珊瑚中的玉米》的诗，1947年的春天刊登在格林威治村的社区报《村民报》上。惠瑟克拿出一张油腻的剪报以资证明。　　“现在我哥哥已经不再相信我是大诗人约翰·尼哈特再世了。但是，”他说，“格林威治村的诗人朋友给我很大的鼓舞，而且，当然喽，斯特拉也很崇拜我。每天凌晨三点在自助餐店固定有一个读诗时间。我的日子过得很俭朴，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斯特拉·佩特鲁奇的死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空白，她是个没有一点儿坏心眼的可爱女子。” 　　他愤怒地否认向她拿过钱。　　至于9月20日晚上的行踪，惠瑟克说，星期四晚上轮到他休假，他和斯特拉在她上班的大楼外面见面，跟她一起去参加大都会会馆的群众集会。　　“关于怪猫，有一首诗的雏形已经在我脑中渐渐成形一段时间了，”他解释说，“出席大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斯特拉呢，当然喽，她向来对我们每周四固定的约会都满怀期待。” 　　他们是走着过去的，途中曾经在第八大道的一家意大利面馆停留。　　“店主是斯特拉父亲的一个表兄弟。我和费里匡奇先生讨论‘市民行动团队’的活动时，我们两个都很意外，斯特拉对这个话题深感不安。依格那吉欧说，既然斯特拉这么不舒服，我们就不应该去。我说我可以自己去，但是斯特拉说不行，她说终于有人要为这些命案做点事了，她也要在场。她说她每天晚上祈求圣母，保佑所有她认识的人平安无事。”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进大都会会馆，在楼下靠前排的地方找到座位。　　“动乱开始的时候，斯特拉和我试图紧握彼此的手，但是那群该死的疯牛把我们冲散了。我最后看到她的时候，她正被一群发狂的民众推着走，对着我不知道在尖叫些什么，但是我听不见。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活着的她了。” 　　惠瑟克运气很好，只有一个口袋被扯破并无端挨了几拳。　　“我和几个人挤在大都会会馆对面的门庭里，躲开混乱的群众。等最乱的场面过去后，我开始寻找斯特拉。我在会馆的伤亡群众里没找着她，就开始沿着第八大道、两边的小街和百老汇大道到处找，我整晚都在找来找去。” 　　惠瑟克被质问，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去佩特鲁奇家？斯特拉没有回家，她的亲人整晚没睡，焦急地等她。他们不知道她和惠瑟克有来往。　　“理由就在这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斯特拉说不让他们知道比较好，她说他们是很严格的天主教徒，如果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非天主教徒来往，只会搞得家里天翻地覆。　　她说让她的表叔知道倒没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反教皇分子，反正佩特鲁奇家的人都已经不跟他来往了。　　早上7点30分时，惠瑟克又回到大都会会馆找了一次，心想如果连这最后的努力也没结果，不管什么宗教顾忌，他都要打电话到斯特拉家。　　他在大都会会馆才开口问了第一个问题，就被警察抓起来了。　　“整个晚上，那个巷口我经过了不下十几次，”霍华德·惠瑟克说，“可是里面黑漆漆的，我怎么会知道斯特拉就躺在里面？” 　　惠瑟克被拘留，以便“作进一步的侦讯”。　　“没有，”理查德·奎恩警官告诉记者，“我们完全没有他的把柄，只不过是要查证他的说法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谓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依新闻界的理解——而且还挺正确——指的不只是发生的暴乱，还包括斯特拉·佩特鲁奇这个朋友的眼睛、神情和言语里所透露的那种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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